1948年春，晋察冀根据地一处驻地上空，国民党飞机突然逼近。毛泽东正在屋内，陈伯达听见轰鸣声后，立即赶去提醒。多年以后，正是这段险情，成为陈伯达被捕后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主席，飞机就在头顶上，赶快走！”

这不是后来编造的传奇，而是陈伯达本人回忆中的一幕。警报来得突然，驻地没有坚固防空设施，人员只能迅速转移。毛泽东走出房间，绕过院墙后，得知陈伯达还没有离开，又回头招呼他。陈伯达催促毛泽东先走，直到确认主席到了相对安全的位置，自己才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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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刚跑出院子时，炸弹落下，院中房屋的玻璃被震碎，弹片四处飞散。这个细节并不能改变陈伯达后来所犯的政治错误，却说明在那一刻，他确实做出了及时提醒。历史人物往往如此，功过并不因彼此存在而互相抵消。

陈伯达原籍福建，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1937年9月，他抵达延安，被安排到陕北公学任教。由于带着明显的闽南口音，学生一时难以听清，他便多在黑板上写下要点，靠文字把课程讲下去。

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任教。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将他调入学院。真正让毛泽东注意到他的，是一次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讨论。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询问身边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纸上写下了“陈伯达”三个字。

散会后，毛泽东把他留下交谈。当晚，毛泽东又请他参加一场简朴的晚餐。席间有美国记者、翻译、陈伯达和毛泽东，话题从现实政治谈到先秦诸子。陈伯达熟悉中国古代哲学，这一点恰好与毛泽东的阅读兴趣相合，两人的交流由此增多。

1939年春，陈伯达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起初负责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的部分事务。他需要阅读前线电报，按照毛泽东意见起草复电。陈伯达擅长理论和文字，却缺少军事经验，这份工作做得颇为吃力。

毛泽东很快看出问题所在，没有简单斥责，而是替他调整方向：“把研究兴趣转到现实问题上。”随后，毛泽东让他围绕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搜集材料。陈伯达由此逐渐成为毛泽东身边的重要理论和政治秘书。

1943年，国民党方面推出《中国之命运》，宣扬国民党和蒋介石能够“救中国”，同时攻击共产党。毛泽东把这看作一次舆论交锋，曾对身边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

陈伯达连续写作，完成《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审阅后作了修改，并以陈伯达名义发表。陈伯达后来承认，文章开头批评陶希圣的部分，气势和力度明显高于自己的原稿。文章传播后，国民党方面严禁刊行，并称陈伯达为“陈逆伯达”。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伯达仍受到毛泽东重视。1949年进入北平后，他搬入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距离毛泽东更近。毛泽东曾考虑让他给毛岸英讲授中国历史文化，但因口音问题，最终改由田家英承担这项工作。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一次，陈伯达因为想见在苏联读书的儿子，未经请示便搬到大使馆居住。毛泽东得知后很不高兴，追问他的工作岗位在哪里。陈伯达赶紧作检查，事情才告一段落。

这件小事也透露出两人关系中的另一面：毛泽东器重他的才学，却要求秘书严格服从工作安排。器重不是私人放纵，信任也伴随着明确的纪律边界。

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后来迅速上升。1966年，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中共九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地位骤升之后，他逐渐与林彪集团靠近，并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70年，陈伯达因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狱中生活起初十分艰苦，居住条件简陋，饮食也很普通。一天，他突然高声喊道：“我救过毛主席！”

这句话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因为陈伯达后来犯下的错误，便抹去1948年那次提醒和护卫。有关方面随后改善了陈伯达的生活待遇。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政治责任被取消，而是功过分别处理。

毛泽东逝世后，陈伯达仍依照此前的处理原则接受审判。1980年至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相关案件，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从1970年起计算。1981年8月，他获准保外就医，生活待遇也得到相应安排。

1989年9月22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那个曾在延安黑板前艰难授课、也曾在轰炸中提醒毛泽东撤离的人，最终以复杂而矛盾的历史身份，留在了新中国早期政治史的档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