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皇帝：他修了一条河，被骂了一千四百年；他创了一个制度，沿用了一千三百年；他打了一场仗，赔上了一个王朝。他就是隋炀帝杨广。
被“暴君”标签遮蔽的帝王
提起杨广，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关键词无非是“弑父杀兄”“荒淫无度”“穷兵黩武”。市井传说中，他奸母淫妹，凶残暴虐；正史记载里，他滥用民力，好大喜功。然而，一个真正值得探讨的历史人物，从来不是一句话能定性的。
2024年，隋唐史学者胡戟出版了《双面暴君：隋炀帝的生平、时代及真相》，主张重新评价杨广的历史功绩，辨析其“暴君”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就开始一分为二地看待隋炀帝的是非功过。那么，剥开层层史书的涂抹，杨广究竟做了什么？
一条河，打通了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
大运河，是杨广留给后世最直观的遗产。
他下令疏浚、开凿运河，将既有河道串联起来，逐步形成贯通南北的水运体系。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北通涿郡的水上大动脉，打通了南北交通，使江南粮食能大量运往北方，也加速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唐、宋等朝代都受益于这套水运体系，其影响延续至今。
当然，代价是惨烈的。修河征发了数百万人力，百姓承受了沉重负担，这也成为后世批评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运河既是隋朝的经济命脉，也是压垮民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项制度，让寒门子弟有了出头之路
如果说大运河是看得见的功绩，那么科举制则是看不见的制度革命。
隋代以前，官员选拔长期被门阀士族把持，出身往往比才能更重要。杨广即位后设置进士科，让更多读书人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虽然当时的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但进士科的设立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重要制度，延续千余年，直到清末才退出历史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广动摇了门阀政治的根基，为后世无数寒门子弟打开了一扇向上流动的门。
一个帝国，疆域推到了极致
杨广的目光并不只停留在中原。对外，他先后降服契丹、吐谷浑，分裂突厥，把国界推到青海湖、新疆等地，重新开通丝绸之路，在南方又降服了安南、占婆，隋朝疆域达到极盛。
美籍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写道：“在隋文帝和杨广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隋唐大运河，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一场战争，赔上了整个王朝
然而，杨广的问题也同样致命。
三征高句丽，是他人生最大的豪赌，也是最大的败笔。频繁发动战争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存。杨广奢侈无度，他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隋朝崩溃灭亡。
胡戟曾分析，杨广是一个诗人气质的帝王，习惯于用写诗的浪漫情愫来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桀骜不驯的想象力去挥霍权力。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忘乎所以，一旦遭遇挫折便堕入颓唐，自暴自弃。这种病态人格在他对叛将斛斯政的处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下令将斛斯政绑在木桩上，让百官轮番射箭、持刀乱砍，最后“烹其肉，使百官啖之”。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在数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有能力修建大运河、创立科举制的人，同时也能做出如此骇人的暴行。这正是杨广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我们该如何评价他？
一千四百年来，杨广始终在“英主”与“暴君”之间摇摆。
反对翻案的人说得直白：评价一个帝王，是以人民的生存状况为据。杨广在位十五年，四伐高丽，三下江都，每一次“大动作”都付出百姓的尸骨。他的暴行使中国又有了十八年混战，三分之二的人民因而死亡。
支持重新评价的人则认为，全面否定并不客观。大运河沟通南北，洛阳城威震东方——“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应废百功”。
或许，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杨广用最残酷的方式，做成了最伟大的事业。他像一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天才，在短短十四年里，把别人三十年才能做完的事全部做完，最终把帝国和自己一起烧成了灰烬。
他修的运河，唐朝用了三百年；他创的科举，后世用了一千三百年；他打的高句丽，唐朝接着打。他像一个铺路的人，自己倒在了路上，却让后来者走了一千多年。
杨广不是好人，甚至不是好皇帝。但他留下的制度遗产，确实塑造了此后中国的模样。历史的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决书，而是一面需要反复擦拭的镜子——照见的不仅是杨广，也是我们如何看待权力、功业与代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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