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麻将馆出事，两女两男打牌，一人被抬走，其余三人进派出所
张桂芬的麻将馆开在小区西门旁边的车库里，门口搭了个雨棚，雨棚下面摆着两桌，里面还有一桌。说是麻将馆，其实就是她自己家的车库改的，摆了四台旧麻将机，墙上挂了个“禁止赌博”的牌子，但谁都知道那牌子就是个摆设。来打牌的都是小区里的老邻居，五块十块的，输赢不大，图个乐子。
出事那天是周二下午。
前一天刚下过雨，空气里还带着潮气，麻将馆里闷得慌。张桂芬把电扇开到最大档，扇叶呼呼地转，吹得墙上的挂历哗啦啦响。四点钟不到，人就凑齐了。刘小燕来得最早，她今天轮休，穿了一件碎花裙子，头发刚洗过，还带着洗发水的香味。她坐在靠门口的位置，一边刷手机一边等。
“小燕，今天手气咋样？”张桂芬端着一杯茶走过来，放在刘小燕手边。
“还没打呢，哪知道手气。”刘小燕抬头笑了笑，她今年三十八，看着像三十出头，皮肤白净，眼睛弯弯的，是小区里出了名的好看。她在步行街开美甲店，生意不咸不淡，但人缘好，牌品也好，输了不红脸，赢了不嘚瑟。
张桂芬在她对面坐下来，拿起毛线活开始织。她今年五十五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丈夫十年前得癌症走了，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现在儿子在省城打工，一年回来两三趟。她平时就靠这个麻将馆赚点台费，一个月千把块钱，够自己花。
“桂芬姐，老赵来了没？”刘小燕问。
“还没呢，说好了四点，这都四点半了。”张桂芬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赵建国是麻将馆的常客，几乎每天都来。他今年五十二，原来在轴承厂上班，厂子倒闭后买断了工龄，拿着那笔钱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小卖部生意一般，但他不在乎，因为他另有来钱的路子——放贷。小区里谁急用钱找他周转，他收点利息，不多，但稳当。张桂芬的儿子前年做生意赔了本，找赵建国借了两万，到现在还没还清。
正说着，门口响起了脚步声。孙志强掀开帘子走进来，他是个出租车司机，个子不高，但壮实，胳膊上肌肉鼓鼓的，晒得黝黑。他今天跑的是白班，四点交班，正好赶过来。
“三缺一啊？”孙志强拉开椅子坐下，掏出一包烟，刚要点，张桂芬指了指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他笑了笑，把烟别到耳朵后面。
“老赵呢？”
“还没来。”
孙志强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这人今天咋回事？”孙志强嘟囔了一句，“他从来不放鸽子的。”
张桂芬放下毛线活，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小区里人来人往，放学的孩子追着跑，几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往家走。她没看见赵建国的影子。
“算了，不等了，小燕你打个电话叫老周过来凑个数。”张桂芬说。
刘小燕拨了老周的电话，老周说腰疼，来不了。她又拨了另一个邻居的，人家在外面吃饭，也来不了。牌桌上三缺一，三个人坐着干等，孙志强有一搭没一搭地刷手机，刘小燕去门口买了几根冰棍，一人分了一根。
四点五十的时候，赵建国终于来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张桂芬注意到他的脸色不太好，蜡黄蜡黄的，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他穿了一件灰扑扑的夹克，拉链拉到脖子根，这个天气穿这么多，看着就不对劲。
“老赵，你咋了？不舒服？”张桂芬问。
“没事，有点感冒。”赵建国摆摆手，在空位上坐下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药瓶，倒了两粒白色的药片塞进嘴里，就着刘小燕递过来的水吞了下去。
“吃的啥药？”孙志强问。
“降压的，老毛病了。”赵建国把药瓶揣回去，搓了搓手，“来来来，开打。今天手气咋样？”
四个人洗牌、码牌、掷骰子，麻将碰撞的哗啦声填满了小小的车库。张桂芬坐在赵建国的下家，刘小燕坐对面，孙志强坐她上家。第一圈打得平平淡淡，赵建国胡了两把小的，刘小燕胡了一把，张桂芬没开胡，孙志强输了一点，但不多。
打到第二圈，赵建国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出牌慢了。他平时打牌干脆利落，摸牌出牌一气呵成，从不拖泥带水。可这会儿他摸到牌要捏在手里看半天，有时候把牌打出去，又后悔，想收回来。孙志强开玩笑说：“老赵你今天是不是喝了？”赵建国没接话，只是扯了扯嘴角，算是笑了一下。
然后他开始出汗。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往下滚，顺着鼻梁滑下来，滴在麻将桌上。他掏出手帕擦了一遍又一遍，手帕很快就湿透了。刘小燕注意到他拿牌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连着两次把牌碰到了地上。
“老赵，你要是不舒服就回去歇着吧。”刘小燕说。
“没事，没事。”赵建国摇头，但声音已经有些发虚了。他打出一张牌，张桂芬喊了一声“碰”，正要去拿牌，忽然听见赵建国喉咙里发出一声奇怪的响动。
那声音很低，很闷，像是被人掐住了嗓子眼。张桂芬抬起头，看见赵建国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着，像是要说什么，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双手抓着胸口，指节发白，身体从椅子上往下滑。
“老赵！”张桂芬扔了手里的牌，站起来去扶他。
赵建国整个人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蜷缩成一团，两条腿在地上蹬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他的脸从红变紫，嘴唇发青，眼睛还睁着，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
“快打120！”刘小燕尖叫起来。
孙志强反应最快，一把推开椅子，冲过去蹲在赵建国身边，伸手去摸他的鼻息。他的手指在赵建国鼻孔前面停了五秒钟，然后缩回来，脸色变了。
“没气了。”他说。
张桂芬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刘小燕捂住了嘴，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孙志强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开始拨120。
救护车二十分钟后到的。
这二十分钟里，张桂芬跪在地上，守着赵建国的尸体，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老赵啊，老赵你咋回事啊……”刘小燕站在门口，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孙志强在救护车赶到之前，一直在给赵建国做心肺复苏，按得满头大汗，但赵建国的身体已经凉了。
急救人员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然后他们报了警。
警察来得也快。来了两个，一个穿制服的，一个便衣。便衣姓周，四十来岁，眼神很利。他先看了看现场，又问了每个人几个问题。
“你们四个是什么关系？”
“邻居，牌友。”张桂芬的声音还在抖。
“他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
“他说他感冒了，吃了药。”
周警官看了看赵建国手边那个小药瓶，拿起来看了看，装进了一个透明证物袋。
“你们几个，跟我回所里做个笔录。”
张桂芬、刘小燕、孙志强三个人被带上了警车。张桂芬透过车窗看见赵建国的尸体被抬上了殡仪馆的车，白布盖着他，露出一只灰白的脚。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派出所的讯问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坦白从宽”的标语。张桂芬坐在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次性纸杯，水已经凉了，她一口没喝。
周警官坐在对面，翻开一个笔记本。
“张桂芬，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
“嗯。”
“赵建国今天到你们麻将馆之前，吃过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他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说是感冒了。”
“你看见他吃了什么药？”
“就那个小瓶里的，白色的药片。他说是降压的。”
“他以前有没有在你们麻将馆吃过药？”
张桂芬想了想：“吃过。他血压高，有时候打牌打到一半会头晕，就吃药。我见过好几回。”
周警官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你今天有没有给他倒过水？”
“倒了。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他吃药用的。”
“除了你，还有谁碰过他的杯子？”
张桂芬愣了一下：“小燕递过水，志强也给他递过纸巾。其他就没有了。”
周警官盯着她看了一会儿，那眼神让张桂芬心里发毛。
“张桂芬，我再问你一个事。赵建国最近有没有跟人闹过矛盾？”
张桂芬的手指攥紧了纸杯。
“他……他跟人闹矛盾很正常。他放贷的，总有人还不上钱，跟他吵几句。”
“最近有没有吵得特别厉害的？”
张桂芬犹豫了一下。
“有。”她终于开口，“孙志强跟他吵过。”
“什么时候？”
“上个礼拜。志强找他借过钱，好像是给家里急用。老赵催他还，催得紧。志强说再宽限几天，老赵不肯，两个人在小卖部门口吵了一架。志强骂了他一句‘你别逼人太甚’，老赵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周警官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还有别人吗？”
张桂芬沉默了。
“张桂芬，你儿子的那笔借款，还清了吗？”
她的肩膀抖了一下。
“没……还没。还差八千。”
“赵建国催过你吗？”
张桂芬低下头，看着纸杯里的水。水面上倒映着她自己的脸，苍老，疲惫，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催过。”她的声音很轻，“上个月他来家里，说再不还就要去我儿子单位找他。我儿子在省城好不容易找了个正经工作，要是被闹到单位……”
她没有说下去。
周警官合上了笔记本。
“张桂芬，今天就到这里。这几天你不要离开本地，随时配合调查。”
张桂芬点了点头。她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发软，扶着桌子才站稳。
走出讯问室的时候，她看见刘小燕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抱着胳膊，脸色还是白的。孙志强站在窗户旁边，背对着她，肩膀绷得紧紧的。
三个人谁也没看谁。
第二天，赵建国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周警官把三个人重新叫到了派出所。
“赵建国的死因初步确定是急性心肌梗死。”周警官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但是——”
这个“但是”让张桂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在他的血液里，检测到了一种叫‘西布曲明’的成分。这个成分在十年前就被国家禁用了，因为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赵建国本身就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吃了这个药之后，血压急剧升高，诱发了心梗。”
“什么是西布曲明？”刘小燕问。
“一种减肥药的成分。”周警官看着他们三个，“问题是，赵建国没有吃减肥药的习惯。他那个药瓶里装的是降压药，我们检测过了，是正常的硝苯地平，没有问题。所以，西布曲明是从别的地方进入他体内的。”
讯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嘀嗒声。
“你们三个，谁给他吃过或者喝过别的东西？”
三个人都摇头。
“再想想。他今天到麻将馆之后，除了你们三个，还接触过谁？”
“没有了。”张桂芬说，“他来的时候我们仨就在，他没出过门。”
“那他喝的水，吃的东西，都是你们谁经手的？”
张桂芬的脑子飞快地转。她倒了水，刘小燕递了过去，孙志强给了纸巾。但这些都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不可能有人下药。
除非——
“他杯子里的水，中间有没有换过？”周警官问。
张桂芬愣了一下。
“换过。”她说，“打第二圈的时候，他说水凉了，我给他换了一杯热的。”
“谁去倒的？”
“我。”
“倒水的时候，杯子离开过你的手吗？”
张桂芬回忆了一下。她记得自己站起来，拿着赵建国的杯子走到饮水机旁边，倒掉凉水，重新接了一杯热水。饮水机在车库的角落里，离麻将桌有五六步远。倒水的时候，她背对着牌桌。
“没有。”她说，“杯子一直在我手里。”
“你确定？”
“确定。”
周警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个饮水机，我们检查过了，水质没有问题。赵建国用的那个杯子，我们也检查过了，杯子内壁没有残留。所以西布曲明不可能是在他喝水的时候进入的。”
“那他到底是怎么吃进去的？”孙志强忍不住问。
“有两种可能。”周警官看着他们，“第一种，他在来麻将馆之前，就已经吃了含有西布曲明的东西。第二种，他在麻将馆里，在你们某个人的视线之外，吃了别的什么东西。”
张桂芬的脑子嗡了一下。
“他不可能在外面吃。”她说，“他来的时候就说自己感冒了，什么都没吃。我问他了。”
“你问的是他吃没吃饭，还是吃没吃药？”
张桂芬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周警官把尸检报告合上。
“我们查了赵建国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他在来麻将馆之前，给三个人发过消息。一个是他的供货商，一个是他的房东，还有一个——”
他停顿了一下。
“是一个叫‘小燕’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刘小燕。
刘小燕的脸刷地白了。
“我……我没给他发消息。”她的声音在抖，“是他给我发的。他问我今天来不来打牌，我说来。就这一条。”
“他给你发的？”周警官翻了一下手里的材料，“那为什么我们查到的记录显示，是你先给他发的消息？时间是昨天下午六点。”
刘小燕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我……我记错了。是我给他发的。我问他还来不来打牌。”
“你平时也这样给他发消息吗？”
“有时候会。凑人数嘛。”
周警官点了点头，但张桂芬注意到他的眼神没有从刘小燕脸上移开。
“刘小燕，赵建国最近有没有找过你？”
“找我？什么意思？”
“据我们了解，赵建国最近在向不少人催债。你有没有欠他钱？”
刘小燕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我从来没找他借过钱。”
“那你的美甲店，上个月是不是有人上门讨过债？”
刘小燕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那是我前夫欠的。”她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背着我借了高利贷，留的是我的地址。赵建国认识那些放贷的人，他跟我说他可以帮我摆平，条件是我——”
她没说下去。
“条件是什么？”
刘小燕咬着嘴唇，咬得发白。
“条件是让我陪他吃顿饭。”
讯问室里安静了几秒。
“你答应了吗？”
“我答应了。”刘小燕的眼泪掉了下来，“就一顿饭。吃完饭他说以后不来找我了。可后来他又来了，说那顿饭不算，要我陪他去唱歌。我没去。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一天发几十条，说我不去就去找我女儿。我女儿才十岁……”
她捂住了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张桂芬坐在旁边，听着刘小燕哭，心里翻江倒海。她想起赵建国每次来打牌的时候，看刘小燕的眼神确实不太对劲，有时候刘小燕出牌慢了，他会一直盯着她看，看得张桂芬都觉得不舒服。但她从来没想过要问，人家的私事，她一个开麻将馆的，管不着。
“所以你给他发了那条消息，约他来打牌？”周警官的声音很平。
“不是！我就是问他还来不来打牌，因为我怕他。我怕他来找我，又怕他不来，他要是来了，我还能在人多的地方待着。那天他来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一直在看他的脸，我怕他当着大家的面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
“没有。他来了以后就说感冒了，然后吃药，然后打牌。他没跟我说别的话。”
周警官盯着她看了很久。
“刘小燕，你有没有给赵建国吃过什么东西？”
“没有！我连水都没给他倒过！是桂芬姐倒的！”
她转头看张桂芬，眼睛里全是哀求，像是在求她帮自己说句话。张桂芬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确实给赵建国倒了水，但她没有下药。她也不知道谁下了药。
周警官把目光转向孙志强。
“孙志强，你呢？赵建国最近跟你有没有矛盾？”
孙志强的脸色也不太好。他靠在椅子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有。我找他借过钱，他催我还。就这个。”
“借了多少？”
“一万。上个月借的，本来讲好这个月还。他催了两回，我跟他说月底一定还，他不干，天天催。”
“你们吵过架？”
“吵过。就上礼拜，在他小卖部门口。他说话太难听，我回了两句。就两句。”
“你有没有给他吃过或者喝过什么东西？”
“没有。”孙志强摇头，“我连他杯子都没碰过。我就给了他一张纸巾，他自己接过去的。”
周警官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让他们三个回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叫住了张桂芬。
“张桂芬，你留一下。”
张桂芬站在讯问室门口，看着刘小燕和孙志强一前一后地走出去。刘小燕的背影在抖，孙志强的步子很沉。
她转身回到椅子上坐下。
“周警官，还有什么事？”
周警官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透明证物袋，里面装着赵建国的那个小药瓶。
“这个药瓶，是在赵建国口袋里找到的。我们化验了里面的药片，是正常的降压药。但是——”
他又拿出另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个很小的白色纸包，已经揉皱了，但还能看出原本的形状。
“这个纸包，是在你麻将馆的垃圾桶里找到的。”
张桂芬的心猛地一沉。
“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们在纸包上检测到了西布曲明的残留。有人用这个纸包，把药粉倒进了赵建国喝的东西里。”
张桂芬的脑子嗡的一声。
“垃圾桶……那天的垃圾我还没来得及倒。可那不是我扔的，我根本没见过这个纸包。”
“你确定？”
“我确定。我从来没买过什么减肥药，我这么大年纪了，减什么肥？”
周警官看着她，目光很深。
“张桂芬，赵建国死的时候，你坐在他下家。他喝的水是你倒的。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下药，最方便的人就是你。”
“我没下药！”张桂芬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我为什么要下药？我虽然欠他钱，但我每个月都在还，他也没逼我到那个份上——”
“你儿子呢？”
张桂芬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赵建国有没有威胁过你，如果你不还钱，他就去你儿子单位闹？”
张桂芬沉默了。
赵建国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就在上个月，他来家里的时候，坐在堂屋里，翘着二郎腿，笑眯眯地说：“桂芬啊，你儿子在省城那个公司，效益不错吧？我有个朋友正好在那儿上班，要不要我去打听打听？”她说你别去，我月底一定还。他说月底不行，这礼拜就要。她凑了五千给他，还差八千。他说剩下的下周还，不然他就去省城。
她那天晚上一宿没睡。
“张桂芬，”周警官的声音把她拉回来，“我再问你一遍，那个纸包，真的不是你扔的？”
“不是我。”张桂芬抬起头，眼睛红了，但没有躲闪，“我承认我恨他，他逼我逼得太紧了。但我没杀他。我不会杀人。”
周警官看了她很长时间。
“你回去吧。这几天别出门。”
张桂芬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小区门口的水果摊还没收，老板在往车上搬箱子。她经过水果摊的时候，老板跟她打招呼：“张姐，今天没开张啊？”
她摆了摆手，没说话。
回到家，她坐在堂屋里，盯着墙上的挂钟发呆。钟的指针指向八点，赵建国是五点死在她店里的。她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赵建国倒在地上的样子，那张紫胀的脸，那双瞪大的眼睛。
她睡不着。
凌晨两点，她爬起来，走到麻将馆里。车库里还保持着白天的样子——椅子歪着，麻将散落在桌上，赵建国的位置空着，水杯还在桌角放着，水已经凉透了。警察把赵建国的药瓶和杯子拿走了，但桌上还留着一些零碎的东西，几张废牌，一个打火机，一包纸巾。
张桂芬拉开赵建国坐的那把椅子，坐下来。她伸手摸了摸桌面，麻将桌的桌面是绿色的绒布，上面有烟头烫过的痕迹。她忽然想起赵建国每次来打牌的时候，都会坐在这个位置，因为他说这个位置靠墙，背后有靠山，吉利。
她拉开抽屉，里面乱七八糟地塞着一些杂物。旧报纸、塑料袋、半包瓜子。她翻了几下，手指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她掏出来一看，是一把钥匙。
那是赵建国小卖部的钥匙。
赵建国有个习惯，每次来打牌都把小卖部的钥匙放在麻将桌的抽屉里，因为他嫌挂在腰上碍事。打完牌再拿走。但今天他走的时候，钥匙还在抽屉里。
张桂芬握着那把钥匙，心里翻来覆去。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赵建国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门锁着，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她用那把钥匙捅了半天，打不开。锁是新的，她的钥匙对不上。她绕到后门，后门是扇木门，挂着一把挂锁，锈迹斑斑。她试了试，挂锁的锁扣松了，用力一拽就开了。
她推门进去。
小卖部里很暗，货架上乱七八糟地摆着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地上堆着几箱啤酒。空气中有一股霉味，混着香烟的焦油味。张桂芬走到柜台后面，拉开抽屉。
抽屉里有几本账本，一沓欠条，还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她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堆药瓶。有降压药，有降糖药，有胃药，还有几个小瓶子，上面没有标签，装着白色的粉末。
她拿起一个没有标签的瓶子，拧开盖子，闻了一下。没味道。她又拿起另一个，瓶底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上面印着“西布曲明”三个字。
张桂芬的手开始抖。
她把那个瓶子装进口袋，把其他东西原样放好，然后从后门退出去，把挂锁重新扣上。
她回到家，坐在堂屋里，盯着那个瓶子看了很久。
她想起赵建国死前半个月，有一次来打牌的时候，精神特别好，平时打两圈就要歇一歇，那天连着打了四圈都不喊累。孙志强还开玩笑说：“老赵你是不是吃了啥灵丹妙药？”赵建国笑着说：“最近在减肥，精神好。”
当时她没在意。赵建国那体型，根本不需要减肥。但现在想来，他那段时间确实瘦了一些。而且他总是往厕所跑，一晚上要去三四趟。
张桂芬把瓶子揣进口袋，去了派出所。
周警官看见她进来，有些意外。
“张桂芬，你怎么来了？”
她掏出那个瓶子，放在桌上。
“这是我从赵建国小卖部里找到的。”
周警官拿起瓶子看了看，表情凝重起来。
“你去了他的小卖部？”
“他钥匙忘在麻将桌抽屉里了。我想着他死了，小卖部里还有东西，怕被人拿走。”
周警官没追问钥匙的事。他把瓶子交给技术员去化验，然后转过头来看着张桂芬。
“张桂芬，你知不知道，如果这个瓶子里的东西跟赵建国血液里检测到的成分一致，这就是关键证据。”
“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
张桂芬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不想背着这个罪名过一辈子。我没杀他，但你们怀疑我。我自己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那天我倒水的时候，手抖了，把什么不该放的东西放进去了？我记性不好，有时候做了的事自己都不记得。我想了两天两夜，我确定我没下药。但那个纸包在我的垃圾桶里，我说不清楚。所以我得自己去找答案。”
周警官看着她，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
“张桂芬，你回去吧。有结果了我会通知你。”
三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
赵建国小卖部里搜出的那个无标签瓶子，里面的粉末就是西布曲明。而且瓶身上的指纹，除了赵建国自己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的。
刘小燕和孙志强。
周警官把三个人重新叫到了派出所。
这一次，刘小燕一进门就哭了。
“我说，我全都说。”
她坐在椅子上，双手绞在一起，手指关节发白。
“赵建国用我前夫的事威胁我，让我陪他吃饭，后来又让我陪他去唱歌。我不去，他就说要去找我女儿。我女儿才十岁，她什么都不知道。我没办法，就去找了孙志强。志强跟赵建国熟，我想让他帮我说说话。”
孙志强坐在旁边，低着头，没看她。
“志强说赵建国那个人吃软不吃硬，让我别跟他对着干。他说他帮我想办法。后来他告诉我，赵建国在吃一种减肥药，那种药里有违禁成分，吃了对身体不好。志强说他可以弄到那种药，让我趁赵建国不注意的时候倒进他的水里。他说那种药吃不死人，就是让他拉肚子，难受几天，他就没精力来找我了。”
刘小燕抹了一把眼泪。
“我害怕。我不敢当面给他下药。那天打牌的时候，我把药粉包在纸巾里，想趁他去厕所的时候倒进他杯子里。可我手抖得厉害，一直没机会。后来桂芬姐给他倒水，背对着桌子，我就——”
她说不下去了。
“你就把药倒进了他的杯子里。”周警官替她说完。
刘小燕点了点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我没想到他会死！志强说那个药只会让他拉肚子，不会要命！我不知道他有心脏病，我不知道——”
“孙志强，”周警官转向他，“你说这个药只会让人拉肚子，但你知不知道赵建国有高血压和冠心病？”
孙志强的头埋得更低了。
“我知道。”他的声音闷闷的，“他跟我说过。他说他血压高，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我……我知道那个药会影响血压。”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刘小燕？”
孙志强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恨他。”他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他催我还钱，天天催，在我家门口堵我，在我车上贴纸条，还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跟我吵了好几架，说要跟我离婚。我就是想让他难受几天，让他没力气来烦我。我没想让他死。”
周警官看着他们，叹了口气。
“你们知不知道，赵建国那天到麻将馆之前，自己已经吃了两粒西布曲明？”
刘小燕和孙志强同时抬起了头。
“他那个无标签的瓶子里装的就是这个药。他以为自己吃的是减肥药，实际上那个药是三无产品，里面西布曲明的含量是正常剂量的好几倍。他来打牌之前已经吃了两粒，血液里的浓度已经很高了。你们又让刘小燕下了一包，加起来就是致命剂量。”
刘小燕的脸一下子没了血色。
“那他……那他是因为我……”
“是你把药倒进他杯子里的。但他自己也在吃这个药。两种因素叠加，导致了他的死亡。”
周警官合上了卷宗。
“刘小燕，孙志强，你们两个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张桂芬——”
张桂芬抬起头。
“你没事了。那个纸包是刘小燕扔的，她承认了。你倒水的时候确实没有下药。”
张桂芬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不是因为高兴。她是因为——她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赵建国死了，刘小燕和孙志强要坐牢，而她，一个开麻将馆的寡妇，差一点就成了替罪羊。
她想起赵建国最后一次来打牌的时候，坐在那个靠墙的位置，笑眯眯地摸牌出牌，完全不知道自己杯子里有什么。他吃下那两粒药的时候，大概还在想着今天能赢多少钱。
她想起刘小燕那天穿的那件碎花裙子，头发刚洗过，带着洗发水的香味。她在牌桌上一直看赵建国的脸，怕他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她那时候心里该有多害怕。
她又想起孙志强，那个壮实的出租车司机，给他老婆打电话的时候总是笑着说“今天跑了三百块”。他给赵建国递纸巾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
她想，要是赵建国没那么贪，要是他不拿人家的难处当把柄，要是他肯多宽限几天——
可这世上没有那么多要是。
张桂芬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她走到小区门口，看见麻将馆的雨棚被风吹得翻了起来，露出里面空荡荡的车库。
她走过去，把雨棚拉下来，用绳子重新绑好。然后她打开车库门，把里面的麻将桌擦了一遍，把椅子摆好，把地上的麻将捡起来，码在桌上。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她想起自己开这个麻将馆的第一天，那时候赵建国还没来，刘小燕还没来，孙志强还没来。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车库里，听着外面下雨的声音，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件事做。
后来人慢慢多了，赵建国成了最常来的那个。他每次来都带一包瓜子，分给大家吃。他打牌的时候话多，总爱讲他年轻时候在轴承厂的事，讲得眉飞色舞。刘小燕爱笑，孙志强爱抬杠，她坐在这里织毛线，听他们说笑，觉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
可日子没有这么过下去。
麻将馆关了。
张桂芬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了四个字：暂停营业。然后她把卷帘门拉下来，锁好。
她没有再开过麻将馆。
后来她把车库租给了一个卖水果的，每个月收五百块租金。她自己在家织毛线，看看电视，偶尔去儿子那里住几天。儿子知道了赵建国的事，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妈，那八千块我寄给你，你去还给他家里人。”
张桂芬说：“人都不在了，还给谁？”
儿子没说话。
后来张桂芬还是把那八千块钱给了赵建国的妹妹。赵建国没老婆没孩子，就一个妹妹，嫁在隔壁县。他妹妹来收拾小卖部的时候，张桂芬把八千块钱塞给她，说这是赵建国借给她儿子的，现在还上。
他妹妹不要，张桂芬硬塞。两个人站在小卖部门口推来推去，最后赵建国的妹妹收了，红着眼眶说：“姐，我哥那个人，嘴不好，心不坏。”
张桂芬点了点头。
“我知道。”
她转身走了。
走过小区门口的时候，她看见几个老太太在树底下打牌。不是麻将，是扑克，争上游。她们围坐在一张小方桌旁边，晒着太阳，有说有笑。张桂芬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她想起赵建国坐在麻将桌边的样子，想起他摸到好牌时眯着眼睛笑的样子，想起他输了钱骂骂咧咧的样子。
她想起他那杯水。
那杯她亲手倒的水。
如果她那天没有给他换水呢？
如果她换了水，但没有转过身去呢？
如果她一直看着那杯水，刘小燕就没有机会下手呢？
如果赵建国没有吃那两粒药呢？
她站在太阳底下，想了很多如果。可她知道，这世上没有如果。
有的只是那杯水，凉了，又热了，被端到赵建国面前。他喝下去，然后死了。
张桂芬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往家走。路过水果摊的时候，老板叫住她：“张姐，新到的橘子，甜得很，来两斤？”
她停下来，看了看那些黄澄澄的橘子。
“来两斤吧。”
老板给她称了两斤，她拎着塑料袋往家走。走到楼下的时候，她看见花坛里的月季开了，红的粉的白的，开得热热闹闹。她蹲下来，掐了一朵红的，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然后她上楼了。
后来张桂芬没有再开麻将馆，也没有再打过麻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只是笑笑，说打腻了。
但她偶尔会去小区门口的棋牌室坐坐，看别人打。她坐在角落里，手里织着毛线，眼睛看着牌桌。她看别人摸牌出牌，看别人胡牌了笑，输牌了骂。她看很久，但不说话。
有时候她会想起赵建国，想起刘小燕，想起孙志强。她想起他们四个坐在那个小车库里打牌的日子，想起麻将碰撞的哗啦声，想起赵建国讲笑话时大家笑成一团的样子。
她想起那些日子，但不再觉得难过。
她只是觉得，有些人，有些事，就像那一圈麻将。打完了，就过去了。
可那一圈麻将里的每一个人，都留在了那张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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