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在中国古代官场，挨上司一顿板子，很多时候不仅意味着皮肉受苦，还可能意味着一种更加深刻的东西被打碎了：士人的尊严，以及由礼所维系的君臣关系。
《世说新语·器识》记载了西晋名臣向雄的一段往事。向雄早年担任河内主簿，有一件公务本来并不该由他承担责任，河内太守刘淮却“横怒”，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杖责之后赶走。原文只有六个字特别值得注意：“横怒，遂与杖遣之。”
“横怒”，已经说明这顿杖并不是正常司法程序中的依法处罚，而是上级官员借助自己的权力，将一时怒气直接转化为对下属身体的惩罚。但是，板子打完了，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
后来向雄做到黄门郎，昔日的河内太守也进入中央任职。按照一般官场逻辑，大家同朝为官，过去那一点恩怨似乎也就应该过去了。可是向雄偏偏不肯。他见到昔日上司，竟然“不交言”，连话都不愿意说。
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以后，觉得这样下去不好，便亲自出面，让向雄恢复过去的“君臣之好”。
这里所谓“君臣”，不是皇帝与臣子的君臣，而是旧日长官与属吏之间形成的名分关系。向雄毕竟曾经是河内主簿，对方毕竟曾经是河内太守。古代官场讲究故吏与故主之谊，一个官员曾经在某位长官手下任职，即使多年以后职位发生变化，这层旧日关系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伦理意义。
皇帝都开口了，向雄不得不去。但是他到了以后，只拜了两拜，说了一句话：“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意思十分清楚：我今天来，只是因为奉了皇帝的命令；至于我与你过去的君臣之义，早已经断绝了。说完便走。
这句话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杖政”，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向雄并没有说当年那顿板子究竟打了多少下，也没有描述自己被打得多重。他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是无罪受笞所造成的身份侮辱。
晋武帝听说两人仍然没有和好，很生气，把向雄叫来质问：“我让你恢复君臣之好，为什么还要绝交？”
向雄这才讲出了自己的理由：“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
这里的关键只有两个字：以礼。
在向雄看来，上级当然可以任用下属，也可以罢免下属；可以喜欢一个人，也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无论进退，都必须有一种基本的规则，那就是“礼”。一旦上级凭借权势，因为一时愤怒便把一个无罪的属官拖出去打，那么遭到破坏的已经不只是这个人的皮肉，而是双方之间原来存在的政治伦理。
所以他说得更绝：“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没有反目成仇，已经算幸运了，还谈什么恢复君臣之好？
最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最后的态度——“武帝从之。”皇帝竟然接受了他的说法。
也就是说，在这则故事建立的价值判断中，一个长官如果无罪笞辱自己的属吏，那么他自己也就破坏了维系上下级关系的伦理基础。君臣之义并不是只有下级服从上级这一面，它同时要求上级“进人以礼，退人以礼”。这正是这则史料在“杖政史”上的价值。
我们很容易把古代官场中的笞杖理解成一种单向度的权力展示：上级打下级，官府打百姓，主人打奴婢，父亲打儿子。板子握在谁手里，谁就拥有支配别人身体的权力。
但是向雄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板子的另一面：权力可以通过杖责迫使身体屈服，却未必能够因此获得真正的服从。
甚至恰恰相反。如果这顿板子被受刑者认为缺乏正当性，那么每一次落杖，都可能在肉体上制造伤痕的同时，在政治关系上制造裂缝。
关于这段故事，史籍本身还有一点值得交代。《世说新语》正文记作刘淮，而刘孝标注文援引王隐、孙盛旧说，则记作河内太守吴奋，并明确指出“此则非刘淮也”；《晋书·向雄传》又记刘毅曾“以非罪笞雄”。可见传世材料在具体人物和事件的组合上存在异文。因此，与其执着于究竟是哪一位河内太守打了向雄，不如把几种记载共同保存下来的核心事实抓住：向雄曾因不当的身体惩罚受到旧日长官的羞辱，并因此拒绝维持故主故吏之间的伦理关系。
这也是中国古代杖政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一顿板子落在屁股或者身体上，看起来只是几十下木杖的事情；可是当行杖者是官员，受杖者也是官员时，板子敲击的便不仅仅是肉体。
它还在敲击“礼”。而礼一旦被打碎，即使后来皇帝亲自出来说和，也未必能够重新拼得起来。向雄当年挨下的那顿无罪之笞，最后打断的不是几寸皮肉，而是一段君臣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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