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日，黑龙江珠河县城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上刑场。她身负重伤，长期遭受审讯和折磨，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没有向敌人交代抗联人员和组织情况。行刑前，她高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被枪杀。

这一天距离她再次被捕，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很短，却足以说明她经历了怎样的最后岁月。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出生于四川宜宾白杨嘴村。她的家庭生活条件并不差，但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青年时期接触到的进步书刊，以及大姐夫郑佑之的影响。

郑佑之思想开明，支持妇女读书，也反对旧式家庭对女性的压制。在他的帮助下，赵一曼逐渐走出家庭生活的范围，开始接触青年团组织，并参与妇女解放宣传。

她谈的不是空泛口号，而是身边人的苦处：女子应当识字，妇女不该任由丈夫和公婆打骂，贫苦家庭的孩子也应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些话，在当时的乡村并不容易说出口。

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先后在武汉、莫斯科以及宜昌、上海、南昌等地接受学习或从事秘密工作。她并非一开始就是战场上的指挥员，而是在长期的组织工作中，逐渐形成了沉着、果断的性格。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东北已经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区域。1935年，赵一曼被派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担任政治委员。她既要协助部队作战，也要负责宣传、组织和群众工作，任务远比单纯带兵复杂。

1935年冬，第二团在山区遭到日伪军围攻。部队连续抵挡敌军进攻，赵一曼在掩护战友突围时腿部负重伤，行动困难，最终被日军俘获。

被捕时，她的伤势已经很重。日方留下的材料提到，她腿部和手腕有枪伤，衣物上沾满血迹，只能由身边人员照料。她随后被押往珠河县警务机关，关进阴冷的拘留场所。

敌人很清楚，赵一曼不是普通的被捕人员。她熟悉抗联的组织方式，也掌握一定的联络情况。因此，日军希望通过审讯逼出情报，甚至试图以活命、治伤等条件诱使她开口。

赵一曼没有接受。审讯中，敌人反复追问：“抗联的人在哪里？”她始终不肯透露关键情况。那些审讯记录和后来披露的材料显示，她遭受过鞭打、吊打、夹手指、灼烙等多种酷刑，伤口不断恶化，身体一度陷入昏迷。

关于“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的声音”这句话，流传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它确实反映出审讯的残酷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并不是对赵一曼屈服的描述，恰恰相反，敌人听到了痛苦的声音，却没有得到想要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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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8日，在医院看护和看守人员帮助下，赵一曼成功逃出。她伤得太重，行动受到限制，只能设法寻找能够接纳她的人。遗憾的是，逃亡仅仅持续了两天，6月30日凌晨，她再次被日军追捕。

第二次被捕后，敌人的手段更加凶狠。赵一曼已经失去逃脱条件，却仍然守住了最重要的秘密。日军后来宣称她“顽固”，这两个字从敌人的文件中出现，反而证明她没有被威逼利诱所动摇。

她在狱中最牵挂的，是年幼的儿子。临刑前写给孩子的信中，她留下了这样的话：“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不是临时拼凑的豪言，而是一个母亲在生命尽头，对孩子留下的实际嘱托。

赵一曼牺牲后，她的名字被保留下来。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后来命名为一曼大街，纪念的并不只是她在刑场上的高喊，也包括她从乡村青年到革命者、从秘密工作者到抗联干部，最终在酷刑面前守住信仰的完整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