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京西宾馆，时任总参谋部负责工作的杨勇设宴，为李达、张才千调离总参送行，也欢迎张震到任。饭局结束，账面上的400元没有从杨勇个人工资中支出，而是由公款先行垫付。事情传到黄克诚那里，他没有因为当事人是老战友、老部下便轻轻放过。

黄克诚只说了一句话：“查，涉及天王老子也要查。”在他看来，数额大小并不是问题核心，真正要紧的是干部能不能把公家和个人分开。

有人替杨勇说情，认为不过是一顿饭，没必要小题大做。黄克诚没有松口，还强调，谁出的主意，谁就应当把钱补上。那时的杨勇已是身居高位的开国上将，起初并未意识到事情会如此严肃，得知黄克诚坚持调查后，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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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亲自打电话提醒他：“你官做大了，老虎屁股就摸不得了？”这句话分量很重。杨勇随后到黄克诚处作了检讨，并从自己的工资中补齐饭钱。一次宴请，最终变成了一堂关于公私界限的纪律课。

有意思的是，黄克诚并不是到了晚年才表现出这种较真。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大跃进”中的问题写信提出意见，黄克诚虽然不赞成彭德怀采取写信的方式，却明确表示，自己的基本看法与彭德怀一致。

有人劝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甚至要求他“反戈一击”。黄克诚回答：“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这番话没有让他避开风波。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职务，长期处于逆境之中。

对黄克诚来说，纪律不是用来约束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能不能在压力面前坚持原则，往往比顺境中喊口号更能说明问题。也正因如此，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承担工作时，仍把党风和纪律看得极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陈云任第一书记。陈云问他，纪委主要抓什么，黄克诚回答得很直接：“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

他主持工作后处理的案件，常常从群众来信开始。1980年，“渤海二号”钻井船发生翻沉事故，造成72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迟迟没有向上级报告，直到死者家属写信反映，问题才进入纪委视野。

黄克诚批示，必须查清事故原因，也要查清为什么拖延不报。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后，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职，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也受到记大过处分。对黄克诚而言，事故责任不仅在于操作失误，更在于出了大事仍想捂住盖子。

同年，商业部部长王磊多次在北京丰泽园请客，结账时少付钱，累计欠款达到120多元。一名年轻厨师写信举报，黄克诚立即要求调查。情况核实后，纪委作出通报，《人民日报》也刊发相关报道。

有人觉得处罚太重。黄克诚却认为，群众对干部特殊化不满，正是因为少数干部把公家的饭、公家的车、公家的待遇，当成了个人身份的附属品。小账目若无人过问，久而久之，规矩就会被更大的漏洞冲垮。

面对涉及中央领导的来信，黄克诚同样没有回避。有人反映华国锋视察江苏时沿途戒严、党校展出其坐过的椅子，以及山西交城修建相关故居和纪念设施。黄克诚没有直接定性，而是先写信询问，并派人调查。

他对调查人员说：“大胆调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华国锋复信承认有关情况，并表示已经责成处理：撤除展出的椅子，制止不必要的修建，对视察中的不当安排予以纠正。黄克诚收到回信后，停止继续调查，并将这封信刊登在党风党纪刊物上。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办事方式：不因对象身份特殊而拒绝核查，也不在事实未明前仓促下结论。该查就查，查清后按事实处理，既不护短，也不借题发挥。

黄克诚对自己和家人同样严格。1983年，中央安排他到玉泉山疗养，他提出伙食费由个人承担，只带工作人员前往。一次小孙子打碎茶杯，工作人员准备再领一个，他当即制止，要求照价赔偿，并说老兵不能因为当了高级干部就破坏军队规矩。

1986年，黄克诚病重，自觉已经不能继续为党工作，曾表示不愿再浪费国家钱财。同年12月28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那顿400元的饭，后来补回的是钱；黄克诚反复追问的，却始终是干部手中的权力究竟该归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