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8日，浙江定海沈家门，刚刚离开台湾不久的朱枫被国民党特务截捕。她原本已经踏上撤离路线，却因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的供词暴露身份。这个细节后来被反复提起，也使不少人误以为，朱枫当初不该接受蔡孝乾的安排。
这其实把因果关系完全倒置了。
朱枫前往台湾，并不是替蔡孝乾个人办事，而是执行一次重要的情报任务。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华东局迫切需要掌握台湾军政部署，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和兵力配置。
当时，吴石担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位旧军人早已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能够接触大量核心军事资料。朱枫的任务，就是负责交通联络，把吴石掌握的情报安全送出台湾。
她并非没有经验的临时人员。
1938年参加革命后，朱枫曾变卖家产支持进步出版事业，也参与过爱国力量的联络工作。此后，她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交通，长期面对秘密接头、身份掩护和紧急撤离。这样的经历，决定了她不可能因为个人好恶随意改变任务安排。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台湾。按照地下工作的程序，她必须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取得联系。对交通员来说，确认组织关系、接受掩护安排，是进入陌生地区后不可绕开的环节。
一周后，她见到了吴石。
这次接头完成得很顺利。朱枫接到的资料中，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重要军事情报。随后，情报经香港转送华东局，部分材料还被送到中央。这说明她承担的是组织交付的任务，而不是蔡孝乾的私人差遣。
真正的问题，出在蔡孝乾身上。
在朱枫抵台之前，台湾地下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破口。1949年7月，基隆工委负责人钟浩东因《光明报》事件被捕，审讯中的一句话使特务逐渐摸到蔡孝乾的化名。此后，高雄方面又发生泄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蔡孝乾的住址随之暴露。
到了1950年，蔡孝乾第一次被捕。
他以带特务寻找地下组织据点为条件，获得短暂活动机会后逃脱。可逃亡生活十分艰苦，他竟因贪图口腹之欲到镇上餐馆吃饭，最终被特务根据其亲属出境证上的照片锁定。3月中旬，他再次落入敌手。
这一次，他没有守住底线。
蔡孝乾早年就曾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处分。进入台湾后，他又挪用组织经费满足个人享受。被捕后，特务以让马雯娟到监狱陪伴为条件，迫使他交代组织情况。随后，大量地下党员、交通员和联络点被逐一供出。
记事本里的“吴次长”，以及聂曦帮助吴石家属办理出境证的线索，直接把吴石一案引向深处。曾经参加过长征、担任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部长的蔡孝乾，最终成了撕开地下组织防线的人。
朱枫也因此暴露。
此前，吴石曾设法安排她在1950年2月4日离开台湾，前往舟山定海。她已经暂时脱离台北的危险区域，却没有想到，蔡孝乾的供词和接头细节很快传到特务机关。2月18日，她在沈家门被捕。
押解途中，朱枫曾把缝在衣物中的金锁片、金手镯掰碎，分数次混入热水吞下，试图结束生命。特务发现后抢救，她最终未能如愿。审讯随即升级，长时间不许睡觉，施以酷刑，甚至打断她的双腿、用竹签刺入手指。
她始终没有供出新的情报。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45岁的朱枫被押下囚车。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遭枪杀。同日遇害的还有吴石、陈宝仓和聂曦。
吴石当时57岁。狱中遭受电刑后，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临刑前留下诗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这不是为个人安危求情，而是一个旧军人对选择的交代。
这场案件造成台湾地下组织大面积破坏。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至1952年间，大批人员被捕，许多人遭到处决，台湾省工委及其下属组织基本瓦解。损失之重，根源在于组织内部遭到渗透，更在于蔡孝乾被捕后的彻底叛变。
朱枫没有犯所谓“替蔡孝乾办事”的错误。她按照组织程序联络省工委，又完成了吴石情报的转运。真正改变局势的，并不是她接受任务，而是蔡孝乾在生死关头出卖同志。
1951年，朱枫被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1973年，周恩来批准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那份迟到多年的认定，明确了他们在台湾地下斗争中的身份，也使这起案件的责任归属不再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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