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评论员：尧舜君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征地拆迁本是服务城乡更新、改善群众居住的民生工程，政策应当一把尺子量到底，执行应当一个标准贯到村，审核应当一层责任压到人。
但在安徽省霍邱县新店镇塘店村2019年合霍现代产业园片区棚改中，据当事人及材料反映，出现了需要审慎看待的情形：分户安置由征迁部门引导、村组配合、系统录入、层层审批；数年之后，同样的操作被部分司法机关重新评价；普通村民陈德兵、陈亮兄弟被立案、逮捕、起诉，指控金额169万余元。一个本分农家，因行政口径前后不尽一致、执行监管宽严如何把握、刑事追诉范围如何划定，陷入“按当时指引办理、事后进入刑事程序”的困局。此案不只关系一家权益，更关系基层法治公信。
从合法建房到刑事被告：一个农户的十年拐点
据材料叙述，现年69岁的盛少玲系塘店村双塘组村民，世代务农。2013年前后，其家拆除祖宅，在自有确权宅基地上翻建三层住宅，面积约1200平方米。按材料说法，当时全村多户集中翻建，惯例是向村委会交建房押金、由村统一报国土所，工作人员到场查看后默许施工；包括盛家在内，许多房屋并未取得单户完整国土批文，属于农村历史遗留建设问题。房屋建成后全家长期自住，资金来自务农务工积累，无抢建、无突击搭违、无占耕动机。
2019年，棚改启动，盛家房屋纳入征收。材料称，陈德兵、陈亮按征迁工作组现场指引，并参照本村通行做法，借用亲友真实户籍办理分户，将家庭整体安置权益拆分到多个户头。整个过程不是私下造假：村、镇、征迁指挥部逐级审核，系统录入，相关征迁负责人在岗审批；政府张贴过分户须知，全村同类操作并不少见。房屋按时腾空、拆除，项目推进未受阻碍。家庭最终取得8套安置房及补偿，材料主张该权益对应1200平方米真实房产，未额外套取国家资金。
转折点出现在拆迁数年后。材料称，2024年7月霍邱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陈氏兄弟刑拘；案件两次退补后，于2026年7月提起公诉，陈德兵列为主犯羁押，陈亮及丁超为从犯取保，指控诈骗169万余元。从“配合拆迁的被拆迁人”到“被指控数额巨大的诈骗被告人”，身份反转需要司法给出充分说理；如果处理范围与标准不够清晰，公众难免存有疑问。
政策口径统一是前提：同一片村、航拍基准需讲清楚
基层征迁最怕标准摇摆。材料反映，塘店村不同村民组适用航拍基准不一致：油坊组、刘桥组、分水岭组按2014年航拍，双塘组按2012年航拍。盛家房屋2013年后建成，若按2012年口径，航拍无记录，房屋状况认定容易受影响；若按2014年口径，则更可能体现实物状况。标准分组而不完全统一，直接决定农户房屋是否被认、补多少。当合法翻建因航拍年份被低估，农户自然寻求分户、挂户等方式保全财产——诱因首先在政策口径。
征迁政策不是不能设航拍截止日，但不能在相邻组别、同类房屋上搞时间差；更不能前期用差异口径把人引向分户，后期又把分户一律打成刑事诈骗。行政合理性要求：同片区域、同时期建设、同性质宅基地，认定标准应基本统一；确有历史遗留无证情形的，应用确权补正、调查笔录、村组证明、建筑年代证据综合认定，而不是以“某年航拍没拍到”简单处理。
同类情形普遍、处理范围引发讨论：避免选择性追责
材料援引台账称，全村710户拆迁户中，逾百户存在分户情形，关联安置套数较多；另有部分外村户籍参与安置等异常情形。若这些数字属实，说明分户挂户不是陈氏兄弟“个人单独操作”，而是征迁现场形成的系统性现象。更受关注的是，材料反映此类操作涉及乡镇干部、驻村及县直相关人员，若公职人员及家属同样分户获利却未被同等追究，而只追普通农户，法律适用的公平性就会受到质疑。
刑法上，诈骗讲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若分户是公开进行、村镇审核、征迁指挥系统录件、负责人签字，那么“谁骗谁”要先弄清：农户若如实提供房屋和户籍，没有伪造产权、没有虚报面积、没有编造不存在的建筑物，就很难谈典型诈骗；征迁人员若知情审批，也不存在“错误认识”。反过来，若认为分户违规，首先应区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撤销不当安置、重新核算、追回溢发利益、处分审批人员；只有证明农户与审核人员串通伪造材料、以根本不存在的房屋或户籍套款，才谈得上刑事诈骗。把行政口径模糊、审批环节知情后的后果单方面由农户承担，是权责需要厘清的。
诈骗要件构成：房子真、户籍真、审批真，罪与非罪要厘清
评论此案必须回到犯罪构成。诈骗罪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要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结果上要使对方基于错误交付财物，且数额按“非法取得减合法应得”核算。套道本案材料：
第一，房屋真实。1200平方米自住住宅，建于2013年前后，即便手续不全，也属于实体财产，征迁应对实体房屋价值、面积、建造投入作认定，不是“无房虚报”。若分户只是把本属一家的补偿额度分到多户名下的安置指标，要看总权益是否超出总房产应得；若总补偿不超总房值，就缺诈骗的客观获利基础。
第二，户籍与分户材料真实。材料称借用亲友“真实户籍”，非伪造身份、非捏造不存在的人。真实户籍用于分户，可能涉及违反安置政策、多拿户头指标，但是否构成诈骗，要看是否以此骗取了本不属于该房产的财物。政策违规与刑事欺诈不是一回事。
第三，政府审批知情。材料称征迁环节相关负责人员全程知情并批单，村、镇、指挥部逐级过审。若相关审批人已被司法处理，更要分开看：是个别农户买通审批伪造材料，还是审批人主导放宽标准、农户被动遵从。若农户未行贿、未造假，仅按工作人员要求补材料、分户头，主责不应简单落在农户一端。
第四，金额认定存疑。169万余元如何构成，起诉应列明：其中多少对应1200平方米合法房屋应得，多少对应因分户多算的面积、户型、区位、奖励；合法应得必须扣除，不能把“全部安置利益”当诈骗额。若8套安置房总体折算后并未超过真实房值与市场补偿标准，所谓“特别巨大”就需重新核算。
信赖保护是底线：行政指引后的合理信赖应予尊重
行政法有“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的指引、审核、许可，相对人基于合理信赖行事，事后政策变脸、标准收紧，不宜让相对人全担罪责。农村征迁中，农民处于信息弱势。航拍哪一年、分户准不准、哪类户籍可挂、哪类面积认历史遗留，全靠工作组解释。材料若属实，工作组贴须知、收材料、录系统、层层批，农户有理由相信“依指引办理即合规”。多年后再启动刑事程序，等于把行政自身口径、监管不到位，转化为刑事风险转嫁给农民。
这不是说所有“曾按指引办”都免责。若农户明知材料假、主动伪造老房、虚报人口、行贿通关，当然可追刑。但办案逻辑应先查政府端：分户政策谁制定、须知谁张贴、审核谁签字、异常户谁放过、相关人员谁参与；再查农户端：有无造假、有无谎报、有无额外牟利。只查弱户、不查审批、不查同业、不查干部，既不符合全面取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
类案反思：拆迁分户入刑不能成不当工具
类似征迁分户、挂户被控诈骗的案件，在各地都有出现。有的确属犯罪：比如根本没有房屋，借死亡人员、空挂户套安置；比如把别人房子重复登记；比如伪造土地证、规划证、村委证明。也有的本属政策边缘：历史无证房、祖宅分户、子女成年单立户、亲友户籍挂靠，政府前期默许、后期严打。后者若一律入刑，会出现“同年同村同操作、有的未被追究、有的进入刑事程序”的撕裂感。
司法应当把握三条线：其一，有真实房屋、真实户籍、真实居住，仅因安置政策分户，原则上走行政重新核算，不轻易定诈骗；其二，有伪造产权、虚构房屋、虚增面积、冒用他人身份，且征迁人员不知情或被骗，才评估诈骗；其三，若征迁人员知情甚至授意，按共同违法、渎职等查两端，不能只抓农户。量刑金额必须扣合法应得，不能把整个安置包当非法所得。
民生代价与治理代价：一家蒙困，全村观感
此案对当事人家庭的伤害是具体的。盛少玲年近七旬，材料称其残疾丧偶，两个儿子一羁押一取保，老人实名申诉。刑事标签影响的不止自由：家庭就业、子女就学、信用评价全受牵连；即便将来无罪，赔偿难以补回时间。更广义的代价在基层治理：如果农民按政府指引拆迁，事后面临刑事风险，其他农户会对征迁通告产生“先拆后变”的担忧；如果同村数百户同类、只办一户，群众会怀疑执法是否做到平等。
征地拆迁领域公信力需要细心维护。一次航拍差异、一次分户规模较大、一次处理范围争议，都会削弱群众信任。反过来，若能查清全链条：航拍标准为何分组、分户台账谁批准、干部违规谁问责、陈家合法房屋补多少、争议差额怎么退、刑事边界怎么划，才能真正把“惠民工程”拉回惠民轨道。
诉求与纠错路径：从一家清白到一村明账
材料提出几项诉求，方向可进一步法治化：
第一，有关部门调卷核查，核对起诉书、征迁公告、航拍底图、分户审批单、全村台账，若发现无虚构房屋、无伪造产权、政府知情审批，应依法建议撤案或不起诉、变更强制措施。
第二，对行为性质作分层认定：真实房屋对应补偿归农户；分户导致多拿的户型、奖励、面积，可行政追缴或重新签订协议，不当然转刑。
第三，对2019年塘店征迁开展专项审计与执纪：航拍差异、分户规模、外户参与、干部及特定身份人员涉及情形，全部建档，同案同查。
第四，若最终仍认定刑事违法，必须坚持“一体追责”——审批人、指引人、同业大户、公职参与者同步入案，不能只诉陈氏兄弟；若整体属于行政违规而非犯罪，则应集体整改、统一退补方案，避免“只追个别农户”。
结语：法治不靠择弱，而靠同尺同罚
当事人家属反映，若非当时政策允许、指引如此，农户不会借户分户；现在标准收紧后刑事风险集中落到家庭头上，制度痛点值得正视。拆迁不是农户单方面能设计的事：航拍哪年有效、哪组按哪年、分户贴不贴公告、村镇签不签字，全由政府定调。政府把调子定清楚了，权责对等了，再谈农户义务，才符合正义。
霍邱塘店这起案件，理想结局不是简单放人了事，而是用一份全台账调查报告回答社会：双塘组为何用2012航拍、别组为何用2014；分户规模谁批的；异常安置含哪些人；169万元里多少是盛家房子本该得、多少是政策争议可退补。把这些算清，陈德兵、陈亮该不该诉自然分明；算不清就只追兄弟俩，只会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难服众。
棚改的初衷是让人住得更好，不是让一部分人因服从行政指引而陷入刑事风险。基层政府若想重建信任，先要把自己那份责任担起来：标准统一一次、台账公开一次、干部问责一次、错案纠正一次。如此，盛少玲一家的叩问，才不会只是家庭个体的悲情，而能成为基层征迁法治规则的一次厘清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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