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肇庆城附近的三座石头庵

谈起肇庆(旧高要县城)近郊的“石头庵”,今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城东石头岗上的那一座。它几经更迭,由石头庵而改建为崧台书院,明崇祯十四年又更名阅江楼,至今仍临江耸立。也正因这份熟悉,长期以来不少著述径直把“鹄奔亭故址”五个字系于阅江楼之下,《人文端州》《人文高要》《宋城怀古》《广东资政志鉴》《肇庆古代诗选赏析》等当代著作多采信此说,官方介绍阅江楼历史时也往往上溯到鹄奔亭,笔者近几年间参与肇庆本地多场学术宣讲会,亦听到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城东的石头庵是纪念唐代的石头和尚而建。

然而笔者查阅旧志发现,历史上高要城郊并不止一处石头庵,至少有三处以“石头庵”为名的庵宇。厘清这三座石头庵的方位、年代与沿革,既是解开鹄奔亭位置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提醒我们在方志中遇同名之地时,须格外留一分心。

这桩公案的源头在民国二十七年《宣统高要县志·地理篇》,其文曰:

“王象之《舆地纪胜》以石头庵为鹄奔亭故址。石头庵屡经更变,为阅江楼。”

所依据的则是《舆地纪胜·卷九十六》的一条记载:

“石头庵,鹄奔亭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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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纪胜》书影

这条推论看似顺理成章,却有一个致命的时间漏洞:《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而城东石头岗上的石头庵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舆地纪胜》成书之时,石头岗上尚无此庵,王象之笔下的“石头庵”又怎么会是它?

原因正在于高要城郊的石头庵从来就不止一座。道光《高要县志·古迹略》早已点破此事:

“西石头庵,在城北富安坊,旧名石头庵,亦名菩提台。宋至道年建,今废。

按:《舆地纪胜》云:石头庵,鹄奔亭故址。据郭祥正诗,亭当在新江,熙宁间尚未改。此在城北,且建于至道中,自别是一庵。又康熙《志》(指康熙《高要县志》,笔者注)长青庵一条云:有石头庵旧址,在阅江楼右。不言何年所建,盖因是目城北者为西,则庵有三处也。”

一语道破:三处也。三座石头庵分处城北富安坊、城东石头岗与西江南岸新兴江口,年代相去近四百年,若不加辨析,便不免张冠李戴。

三座之中年代最早的,是城北富安坊(今宝月台一带)的那一座。它始建于北宋至道年间(995—997),本名石头庵,又名菩提台。后来因为城东石头岗也建起一座石头庵,为示区别,人们便把城北这座改称“西石头庵”。到清朝时,此庵已废。它建于宋初,去《舆地纪胜》成书尚有二百余年,方位又在城北,与“新江水口”之说明显不合,道光《高要县志》明言其“自别是一庵”,自然不是鹄奔亭故址。

今天唯一尚有迹可循、也正是误会源头的,是城东石头岗上的那一座。它的始建年代,《高要县志》并未记载。道光《高要县志》卷五《山川略》只是记载:“石头冈,在县东一里,临江,高十余丈,巨石厜㕒。旧有石头庵,后攺崧台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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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的阅江楼图

倒是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高明人严逾所撰《重修崧台书院记》留下了一句关键的话:

“元至正间,月心僧结石头庵于其(指石头岗,笔者注)顶而居之。”

据此可知,城东石头庵为元至正年间(1341—1368)僧人月心所结。其后一变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改建为崧台书院;再变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改建后更名阅江楼,沿用至今。此外,康熙《高要县志》卷十九《外志·寺庵志》还提到“长青庵:即石头庵旧址。原有齐氏岁租八十石供祀,在阅江楼右。国朝顺治十五年,总督李衰泰建复。”未载建造年代,指的正是石头岗上这座庵的旧址。换言之,城东这座石头庵出现于元末,比《舆地纪胜》晚了百余年,绝不可能是南宋人王象之笔下那座建于鹄奔亭旧址之上的石头庵。而阅江楼的前身——城东石头庵,因石头岗得名,并非纪念唐代的石头和尚而建。

既然城北、城东两座石头庵都被排除,那么《舆地纪胜》所记的那座石头庵,只应另在新兴江口一带,证据链条也相当完整。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端州知州郭祥正作有《鹄奔亭呈帅漕二公》,“帅漕二公”指当时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毛渐、吴翼道,诗即写于鹄奔亭上,首句云:

“新江自南来,西与端江汇。”

“新江”即新兴江,“端江”即西江。两句点明新兴江自南而来在鹄奔亭西边汇入西江,也就是新兴江口东侧,道光《高要县志》因而断言“据郭祥正诗,亭当在新江”。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卷十九《舆地志七·古迹·肇庆府》亦载:“鹄奔亭,在府城南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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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广东通志》书影

再看旧志舆图:现存最早的《肇庆府志》即万历《肇庆府志》,其舆图中鹄奔亭被明确标注在西江南岸、新兴江口东侧。再看明清两代志书:崇祯《肇庆府志·地理志》载“鹄奔亭。在县南七里新江水口”,康熙十二年《肇庆府志》所记相同。鹄奔亭既在新兴江口,则《舆地纪胜》所谓“鹄奔亭故址”上的石头庵,亦当在新兴江口,此即三座石头庵中年代、地理位置皆与《舆地纪胜》相合的那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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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肇庆府志》书影

为清晰起见,现将三座石头庵及相关史事按时序排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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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序排比可见,北宋至道年间城北富安坊建起石头庵;元祐年间郭祥正在鹄奔亭赋诗;宝庆年间《舆地纪胜》成书,记下“石头庵,鹄奔亭故址”;元至正间僧人月心才在城东石头岗顶结庵。二者相距百余年,城东石头庵绝不可能是《舆地纪胜》所载那座建于鹄奔亭旧址之上的石头庵。

同名者易混,异地者同名,这是阅读旧志时最常见的陷阱。三座石头庵分处城北、城东与西江南岸新兴江口,年代相去近四百年,若不加辨析,径以“石头庵,鹄奔亭故址”一语与今日阅江楼相牵合,便不免张冠李戴。就现有方志与诗文互证来看,鹄奔亭并不在西江北岸的石头岗,而当在西江南岸、新兴江口东侧;《舆地纪胜》所载那座建于鹄奔亭旧址之上的石头庵,也应是新兴江口的那座,而非今日阅江楼的前身。而阅江楼的前身——城东石头庵,因石头岗得名,并非纪念唐代的石头和尚而建。

一亭之址,牵出三座石头庵之辨,这或许正是地方文史考据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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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石头庵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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