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进贤这个人，现在知道他的不多了。即便在当年，他的名字也算不上响亮。但要是提起虎贲师，提起常德保卫战，知道的人就多了。孙进贤就是从那场血战里爬出来的人。
他是河北人，早年进过黄埔军校的高教班，算是嫡系出身。毕业后分到部队，赶上淞沪会战，又赶上武汉会战，一场接一场地打，从基层军官一步步升上来。
到1943年，他已经是第74军57师170团的上校团长了。57师那时叫虎贲师，师长是余程万。孙进贤手底下管着一千多号人，是余程万手里的一张硬牌。
那年冬天，常德打起来了。170团被放在城西，守着黄土山、白马湖一带。这是城西第一道屏障，丢了，城就门户大开。
日军120联队扑上来的时候，飞机大炮先轰了一轮，步兵再往上冲。孙进贤的兵就窝在碉堡和战壕里，等鬼子靠近了才打。
子弹打光了，就从战壕里跳出来拼刺刀。白马湖那边有个加强连，硬生生扛了三天三夜，鬼子四个中队轮着番地攻，最后伤亡殆尽。
孙进贤带着团部剩下的人往外突，突出来的时候，全团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一个团，基本交代在常德了。
这仗打完，57师整体都打残了，重建花了不少时间。
到1945年湘西会战之前，部队才算缓过劲来，换了美械装备，又在雪峰山跟鬼子干了一仗。孙进贤带着170团又上去了，这回打出了名堂，得了勋章。
那年秋天，他跟着师长李琰坐飞机去南京，那时候算是风光了一回。
但孙进贤没留在74军。一来部队要裁人，二来他自己也不想再打了。他申请调走，去了山东龙口，当了个军警联合稽查处长。
这个位子不算带兵，但清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跟李弥搭上了线。
李弥的第8军在山东，1946年秋天缺编缺得厉害，想在山东拉一个警备旅。有人把孙进贤推荐上去，李弥一听是74军出来的主力团长，二话没说就要了。
孙进贤就这么进了第8军，当了个独立旅的副旅长。后来淮海战役打起来，他在237师当少将师长，仗打完了，他跑出来了。第8军重建，他又当了170师的少将师长。
滇南作战的时候，孙进贤已经是第8军副军长了。李弥的兵团在云南撑到最后，解放军重兵围过来，第8军军部下令把元江大桥炸了。
桥一炸，把东岸的大批友军隔在那边了，他自己的主力倒是钻进了深山。后来被围住，部队损失惨重，他选择了投诚。
投诚这件事，后世有观点认为，他或许有保全部下的考量。但作为旧军队的高级军官，他内心未必甘心就此接受现实。
他这个人，心气高，又在虎贲师待过，见惯了那帮军官宁死不降的做派。根据当年司法判决书的指控，孙进贤在投诚后暗中联络旧部，图谋发动武装叛乱。
依据当年司法判决书指控，孙进贤在投诚后暗中联络旧部，图谋发动武装叛乱，这一密谋被人告发。部分密谋细节未见完整公开档案记录，但该案当年已有完整司法审判卷宗作为定案依据。
能确认的是，他因为“投诚后策划武装叛乱”以及“反革命罪行”两项罪名，于1951年2月在昆明被公审，随即处决，四十四岁。
这件事说起来，两头不讨好。国民党那边，早就因为他投诚把他军职撸了。他被处决，国民党那边没人心疼。
解放军这边，把他当叛军处理，一位曾经在常德浴血抗敌的军人，落得如此结局，令人唏嘘感慨。
那到底冤不冤？
从程序上看，不冤。判决书指控他投诚后策划叛乱，这个罪名在当时性质很重，公审之后处决，是那个年代的正常流程。
但要是从人情上看，又有点不是滋味，他在常德打过鬼子，全团拼光，自己差点没出来。
湘西会战又立功，抗战这一块，他是实打实出过力的。但在1951年镇反的时代背景下，现行反革命叛乱罪行是司法审判的核心，抗战功绩不能作为免除其罪责的理由。
客观来说，孙进贤在抗日战争中，在常德、雪峰山浴血抗击侵略者，这份功绩应当被历史承认。但功绩不能抵消之后的内战行为以及被指控的叛乱行为，二者不能互相混淆。
跟他差不多时候被处决的，还有一个人，叫侯振邦，滇军新编11师的师长，当年在常德城郊率部支援，收复了常德。
1951年12月也被公审，第二年1月在宣威枪决。侯振邦事后查证属于误杀，得到平反；孙进贤案依据当时司法判决，指控其存在叛乱行为，二者的性质并不一样。
但二人同为在抗战战场上浴血拼杀过的军人，命运都令人唏嘘。
孙进贤这个人，身上有旧军队军官的典型毛病。打仗猛，讲义气，但脑子里的弯弯绕也多。
他投诚了，又被人告发策划反水，最后把自己搭进去了，说他冤，判决书指控的叛乱行为，按当时的律法，够枪毙。
说他不冤，他在抗战里流的血，也是真的。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打了半辈子仗，最后站在了历史的夹缝里。
常德城西的白马湖还在，碉堡早没了。当年那个带着二十几个人突围的团长，最后死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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