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在一份入党审查材料上停住了笔。材料中的名字叫劳有花，籍贯山东，职业是医生，曾在上海杜传耀诊所工作。这几个信息，竟与一宗追查了八年的旧案逐一对应。
黄赤波没有急着签字，而是重新翻看档案。八年前，国民党方面曾派人潜入上海，企图刺杀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行动小组中有刘全德、雷霜，以及一名长期没有落网的女特务。她的身份线索并不多，只知道是山东人，懂医务，曾在杜传耀的诊所出现过。
“这个劳有花，会不会就是那个人？”
疑问一提出，调查便重新启动。济南方面接到协查通知后，对机械厂女医生劳有花展开核实。很快，公安人员确认，眼前这个在工厂里工作认真、待人和气的医生，正是当年潜伏上海的劳有花。
她的经历，起点并不简单。
1923年，劳有花出生于山东济南。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遭遇变故，父母因不愿屈服侵略者而死于战乱。此后，她进入南京一所教会护士学校学习。学校后来迁往重庆，她也在那里接触到了国民党的情报组织。
军统招收人员，看重的不只是外貌，更重视身份是否便于掩护。护士职业能够接触不同人群，受过教育的人便于训练，个人社会关系较少，也方便安排潜伏。劳有花年轻、机警，又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强烈仇恨，因此被纳入了军统系统。
抗战时期，她曾从事情报工作。关于她具体参与过哪些行动，后来的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她接受过电讯、联络、密写和反侦察等训练，具备较强的隐蔽能力。战争环境下，她一度被视为军统方面较为得力的女特工。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安排人员在各地潜伏。劳有花奉命留在上海，却没有完全按照上级指定的地点藏身。她先后在诊所、工厂等处做医务工作，尽量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医护人员。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新政权正在接管城市、恢复秩序，国民党方面却试图通过暗杀和破坏制造混乱。1949年下半年，针对陈毅的行动开始部署，刘全德被派往上海执行任务，劳有花则负责协助搜集情况和联络。
1950年，劳有花接到指令，开始了解华东局和上海方面有关人员的活动规律。她从联络暗语中判断，台湾方面派来的行动人员即将抵达。此时的她已经明白，自己并非普通的情报员，而是被卷入了针对陈毅的刺杀计划。
然而，行动尚未展开，刘全德便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由于中共内部掌握了相关情报，上海公安部门提前布置侦查，很快将刘全德抓获。经过审讯，雷霜的身份也随之暴露。两人后来被依法处置，劳有花却因藏身地点不断变化，暂时逃脱。
报纸刊登刘全德被捕的消息后，劳有花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她迅速离开上海，返回山东，投奔表妹一家。此后八年，她切断与原有上级的联系，也没有再恢复特务活动。
在济南，她进入一家机械厂担任医生。她工作勤恳，积极参加工厂的宣传和集体活动，与工人相处融洽，很快成了厂里的积极分子。对一个潜伏多年的人来说，这种稳定生活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
1958年，机械厂准备发展党员，劳有花进入考察范围。她填写材料时，隐去了早年在军统和保密局的经历，对上海部分工作也作了删改。她或许认为，时间已经过去八年，旧诊所早已关闭，相关人员也难以寻访，自己的身份不会再被追查。
有意思的是，问题恰恰出在她以为最稳妥的地方。工厂保卫部门按照程序向上海发函，核实她曾经的工作经历。材料送到上海市公安局后，恰好由黄赤波审核。这个名字，正是当年追查陈毅遇刺案的重要办案人员长期记住的名字。
身份核查很快完成。劳有花被济南公安机关逮捕，潜逃八年的经历由此终止。她没有因为多年表现积极而获得特殊处理，入党申请当然也随之中止。
至于她后来究竟受到何种具体刑罚，现有公开材料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足够详实的记载，不能随意补写。但可以确定的是，她以虚假经历掩盖特务身份，最终在组织审查环节暴露，被依法逮捕归案。案件中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偶然发现，而是严格的外调制度和多年未被遗忘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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