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保和殿外，新科进士们等候朝考结果，曾国藩也在其中。几个月前，他在殿试中列入三甲，并不算特别显眼；朝考之后，他却被取为二等，进入翰林院庶常馆。这个结果，恰好说明了明清两代庶吉士制度的关键差别。
在明代，庶吉士的地位后来很高，甚至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政治格局。但在制度层面，明代的馆选并非一开始就面向所有进士，而是由有关官员先行挑选，再安排考试。能不能得到考试机会，往往已经由前面的筛选决定。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来挑，按照什么标准挑？
洪武年间，朱元璋曾把新科进士分派到各衙门观政，让他们熟悉实际政务。“庶吉士”一名，最初便带有试用和学习的意味，并非专属于翰林院。到了永乐年间，文学优长者才被选入翰林院读书，三年期满后再行任用。
此后，庶吉士逐渐从“观政进士”转为翰林院培养的人才。宣德年间，朝廷让内阁学士负责教习；正统以后，庶吉士基本固定进入翰林院。制度看似越来越清楚，实际的选拔办法却长期没有统一章程。
有时由内阁挑选，有时由礼部选送，也有吏部、礼部和内阁共同议定的情况。年龄、籍贯、声望、平日表现，甚至殿试试卷，都可能成为参考依据。这里面当然有经验判断，但也难免夹杂个人印象。
明代前期，庶吉士名额同样没有固定数目。一科多时可达数十人，少时甚至只有一人，通常在二十人上下。天顺年间以后，朝廷才逐渐采用考试办法，在午门内东阁一带举行考选。孝宗时期，新科进士被选入馆后，还要再考一次，合格者方能进入翰林院。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核心逻辑始终是“先选后考”。考试虽然后来逐渐制度化，却并不是所有进士都能参加。一个进士若没有进入最初的候选范围，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机会通过这场考试改变结果。
清军入关后，科举制度大体承袭明代，但庶吉士的选任经历了反复调整。顺治年间，朝廷曾仿照殿试，考奏疏和律诗；后来又按照各省大小、文风高下分配名额。康熙时期，也一度出现先挑选、再考试的做法。
雍正即位后，问题被重新摆到了台面上。他认为翰林官掌管文章典制，不能只凭官员保举和个人好恶来决定人选。雍正元年，他要求选择翰林必须看重“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并明确指出，若把学问不足的人放入翰林，便是用人失当。
雍正五年，朝廷正式建立进士朝考制度。新科进士统一到保和殿应试，再按照成绩等次选定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朝考”这个名称，也由此成为清代制度中的固定称谓。
变化看似只是增加了一场考试，实际却改变了选人的顺序。明代是先由少数人挑出候选者，再进行考察；清代则让新科进士先参加朝考，再按照成绩取舍。门槛没有消失，但门槛被公开摆了出来。
这对殿试发挥失常的人尤其重要。科举考试环环相扣，殿试名次固然重要，却未必能够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问。曾国藩便是典型例子。他在道光十八年殿试中列三甲，朝考却取得二等第三名，最终成为庶吉士。若依明代许多时期的惯例，三甲进士往往很难进入翰林。
朝考还产生了一个特殊称呼。清代规定，朝考列一等第一名者称为“朝元”。科举本已有乡试、会试、殿试形成的“三元”说法，朝元虽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正式功名，却成为翰林选拔中的显著荣誉，也显示出朝考分量的提升。
当然，不能因此认为清代制度完全没有人为因素。阅卷、定等、选馆仍由官员主持，文章风格与政治要求也会影响结果。可是，与明代早期缺少固定标准相比，清代朝考至少把竞争范围、考试地点、评定方式和入馆程序逐步固定下来。
庶吉士并不是普通进士的简单称号，而是进入翰林系统前的一道关口。明代的庶吉士重在被选中，清代的庶吉士则更强调凭朝考成绩脱颖而出。名额、出身和殿试名次仍然重要，但决定性环节从“谁被看中”，转向“谁能在保和殿的答卷上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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