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个状元，三十六人没到四品。
这个数字一摆出来，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果然高开低走。
可再往下看一眼，味道就变了。
这三十六人里，有人刚卷进南北榜案就丢了命，有人中第不久病死，有人因大礼议被贬，有人干脆辞官回乡。真正一路做下去、最后只卡在五品上下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五品，不是明代状元的宿命。
洪武四年，南京贡院放榜。
江西金溪人吴伯宗成了大明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金榜贴出，红袍加身，簪花过街，士子一生最亮的时刻，全压在这一天。
可他的仕途起点并不高。
状元照例授翰林修撰，后来吴伯宗做到武英殿大学士。问题在于，明初殿阁大学士本身只是正五品，听着像宰辅，品级却不高。
这就是误会的开头。
明初的大学士，还不是后来那个票拟机务、牵动六部的内阁阁臣。朱元璋废丞相后，大学士更多像皇帝身边的文学顾问，替皇帝起草、校订、备咨询。
名头响。
权力未必重。
洪武朝八名状元，仕途确实不好看。丁显中状元后得罪朱元璋，被贬到驯象卫；张信卷入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被杀；陈䢿还没真正展开仕途，也死在这场风波里。
在太祖朝做官，状元光环挡不住刀光。
所以明初状元低品，并不能简单说成“状元不值钱”。那时朝廷制度还在重塑，功臣、勋贵、法网、文字案，层层压在文官头上。
状元只是进了门。
门里不太平。
到了永乐、宣德以后，翰林出身的分量慢慢变了。
永乐二年，曾棨中状元，后来做到文渊阁大学士兼詹事府少詹事。陈循更往前走了一步，他是永乐十三年状元，后来入阁，兼户部尚书，做过首辅。
这时候，路已经露出来了。
状元先进翰林，翰林靠近皇帝文书，文书靠近机务，机务再通向内阁。明代中后期，许多高官不是从地方一路熬上来，而是从翰林院这条窄门里升上去。
这条门很窄。
状元正站在门口。
商辂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他先中乡试第一，又中会试第一，再中殿试第一，三元及第。明代二百多年，三试第一的人，就他一个。
正统十年，他成了状元，授翰林修撰。
那只是开始。
成化年间，商辂重新被起用，以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随后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又进文渊阁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最后加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
从六品修撰，到内阁首辅。
这不是五品小官。
成化十三年，西厂设立，汪直得势，朝廷气压很低。商辂站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面对的已经不是一篇策论，而是皇帝、宦官、六部和言官之间的权力缝隙。
状元的文章，到这里变成了国政。
彭时也走到相似位置。
他是正统十三年状元，后来入阁，官至吏部尚书，加少保。商辂、彭时之后，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周延儒等人，也都以状元身份走进过内阁中枢。
一张金榜，牵出一批首辅。
可这条路并不保证人人抵达。
施槃中状元一年后病死，只能停在翰林修撰。钱福早逝。杨慎卷入大礼议，廷杖之后远谪云南，一生学问极盛，官位却止在修撰。舒芬也因大礼议受挫。罗洪先上疏触怒皇帝，仕途早早断掉。
这几个人若只按终官品级看，都像“高开低走”。
可他们不是能力不够。
是撞上了皇权。
嘉靖朝尤其能看出明代状元的两面。
一面是杨慎、舒芬、罗洪先这些才名很高、仕途受挫的人；另一面是李春芳、申时行。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状元，后来入阁，官至首辅，加太子太师。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状元，万历年间也做到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师。
同是状元。
有人被一场廷议按下去，有人被制度一路托上来。
到了万历年间，青州人赵秉忠坐进殿试考场。
他二十五岁，中万历二十六年状元。那份殿试卷后来保存下来，成了今天能见到的明代状元卷真迹。卷子上有弥封、朱批、阅卷官签名，纸面上的墨迹，隔着几百年还在。
他在策文里写过一句话：“有所逞于外之靡，必不深于中之抱矣。”
这不是花团锦簇的应景文章。
万历皇帝问的是帝王之政，赵秉忠答的是吏治、民生和治国根本。后来他官至礼部尚书。
又一个二品。
若把明代九十名状元逐科摊开，结论并不神秘：未到四品者三十六人，占四成；官至三品以上者四十四人，接近一半；入阁者十九人，约五分之一。
五品那一层，确实有人。
但不是“大多数”。
真正的大头，是翰林起步后，或升六部侍郎、尚书，或入阁参与机务。尤其天顺以后，进士、庶吉士、翰林出身越来越重，状元的起点反而成了通向中枢的长坡。
只是这长坡上，摔下去的人也刺眼。
南北榜案杀人，党争毁人，廷议贬人，早逝截人。明代状元的仕途，不是人人平步青云，也不是集体困在五品。
它更像一条很窄的御道。
走通了，就是尚书、大学士、首辅；走偏了，红袍刚脱下，诏狱、贬谪、病榻已经在前头等着。
明亡前夕，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杨廷鉴中状元。
这一科刚放榜，大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宫门还在，金榜还在，翰林院的官职也还在，可王朝本身快撑不住了。
状元仍是状元。
只是那条御道，已经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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