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8日，陕西临潼，曾志带着女儿陶斯亮和外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行李不多，心情却很复杂。她在临潼干休所住了近一年，原本以为余生或许就在这里度过，没想到，一纸安排又把她带回了阔别多年的北京。
这次调动，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作变更。曾志当时已经年过六旬，身体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组织关系、工资关系、医疗关系和生活供给又分属不同地方，办理起来颇为麻烦。更重要的是，她经历过长期审查、下放和亲人离散，精神与身体都已十分疲惫。
曾志早年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抗战时期，她曾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那段时间，她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心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这件事时说，自己虽然蒙受委屈，却仍相信组织会作出判断。
1943年冬天，延安王家坪举行舞会。毛泽东在人群中认出了曾志，邀请她跳舞。借着交谈的机会，曾志问：“主席，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毛泽东回答：“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
话不多，却让曾志久久不能平静。对一个经历过审查的人来说，领袖的这句回应，意味着组织没有忘记她，也意味着过去的疑问终于有了明确答案。
后来，曾志与陶铸共同经历了更大的风雨。陶铸在1966年底被调往北京，曾志因病请假留京。形势变化后，她曾写信说明自己的组织关系和生活安排。毛泽东批示她暂住北京，协助陶铸接受审查，并让她向汪东兴联系组织关系。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曾志随后被送往粤北山区，以普通劳动者身份生活了数年。她没有公开使用原有身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后来，在周恩来关照下，她被安排到陕西临潼休养，女儿陶斯亮也调到身边，母女终于团聚。
临潼的生活相对安稳。住处有暖气和自来水，附近还有医疗条件，曾志一度以为自己会在那里养老。但现实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她的各项关系分散在几处管理，长期拖下去既不方便，也难以形成稳定保障。
曾志于是再次写信，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并提出希望回北京。毛泽东看过信后表示，如果她愿意留在西安，可以由当地安排工作；如果不愿意，也可以调回北京。选择摆在面前，曾志很快作出决定：“请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愿意回北京。”
抵达北京后，曾志一家先住进中组部招待所。过了两三天，汪东兴前来谈安置问题。他没有给曾志安排新的工作，而是直接说明：“来北京就不要再工作了，算离休，由中组部供养。”
这句话听来简单，背后却是对她多年经历和身体状况的综合考虑。曾志同意了这一安排。随后，有关方面为她解决住房、医疗和服务人员等问题，陶斯亮则被安排到空军医院工作。曾志进入老年干部支部，参加组织生活，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安顿下来，并不代表她把一切都看淡了。曾志始终认为，组织给了照顾，自己就不能只接受而不承担。她身体允许时，仍然关心身边同志，也常常接待前来探望的老战友。那一时期，一些长期受到影响的干部陆续恢复工作，熟悉的面孔重新出现在北京，这让她感到欣慰。
1974年，曾志因胆囊疾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她曾到北戴河休养。手术完成后，她恢复得较快。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曾志作为天津选区代表出席会议。周恩来也在天津选区当选代表。
会议期间，周恩来翻看代表名单，忽然问：“曾志同志来了吗？”
曾志站起身。周恩来见到她，立即询问身体情况：“你的病好了吗？”
她回答：“现在好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又看了看她，说：“看你的气色很好。”
多年未见，几句家常话，却体现出周恩来对老同志一贯细致的记忆。那时的周恩来身体已经很差，曾志并不知道，这次见面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相逢。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曾志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
曾志对亲人的态度，也体现了她一贯的原则。1928年，她在井冈山生下儿子石来发，因战争环境恶劣，只能将孩子寄养。二十多年后母子重逢，石来发已经长大，却没有文化。曾志想把他留在广州读书，他却惦记养育自己的老人和家中的责任。
曾志没有强留，只说：“你做得对，应该回去。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不能夺人所爱。”
后来，石来发因账目上少了五角钱，担心受到牵连，曾到广州寻求帮助。曾志弄清原委后，没有把他留在身边，而是让他回去把问题讲清楚。她对儿子说，遇到事情不能躲，应该承担责任。
1998年，曾志病重。她早在1992年7月20日于北戴河写下遗嘱，要求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在家中设灵堂。她还提出，骨灰分别留在北京和井冈山的树下。
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抽屉里有八十多个工资信封。每个信封内都放着余款和一张字条，说明这些钱除去日常花费后，交回组织，帮助生活困难的老同志。字条末尾写着：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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