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已经打开，陶铸却没有马上上车。他回过头，看了曾志一眼。两人共同走过了几十年风雨，谁都明白，这次分开，恐怕不是一次普通的告别。
那时的陶铸身体已经十分虚弱。长期病痛让他恶心、呕吐，四肢酸胀，做过治疗后也没有明显好转。可在曾志面前，他很少呻吟，更不愿让妻子看见自己的脆弱。
曾志实在心疼，劝他说：“难受就哼几声，别总是硬撑着。”陶铸只是摇头。他知道，眼下的处境不仅是病痛，还有即将到来的分别。
1968年，陶铸被安排前往安徽合肥。曾志当时也在北京，身体状况并不好。有关方面告诉她，是否随陶铸同行，由她自己决定；如果不去，可以返回广东。
消息传到陶铸那里，他沉默了很久。按常理说，夫妻在这种时候更应该相互照料，可陶铸作出的选择却很坚决：“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这句话听起来冷峻，背后却是一个病重之人的清醒判断。合肥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和当时的环境，都难以让曾志真正帮上忙。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让妻子跟着自己承受更多牵累。
曾志没有再争辩。她明白丈夫的性格，也知道这不是赌气，而是经过反复思量后的决定。战争年代，他们曾多次面对生死；到了晚年，最难承受的反而是明知要分别，却无法改变结局。
临行前，两人没有安排过多话语。陶铸拿着家人的照片，慢慢走向汽车。曾志替他打开车门，夫妻俩紧紧握手，只说了一句：“千万保重。”
汽车驶离后，曾志仍站在原地。透过车窗，她看到陶铸把脸贴近玻璃，朝她挥手。这个动作很短，却成了两人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到达合肥后，陶铸的病情继续恶化。曾志留在北京，始终牵挂着远方的丈夫。1969年11月30日晚，陶铸病逝，终年61岁。曾志没有等到再次相见。
丈夫离世时，曾志已接近六十岁。她此前在北京养病，曾得到毛泽东的批示，明确让她留京休养。但她没有长期停留，1969年11月便前往广东，后来被安排到粤北翁源县渔溪大队。
那里没有熟悉的机关生活，只有普通村舍和繁重劳动。曾志住在邱屋，主动参加生产。她早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没有做过那样的体力活，肩挑手提自然吃不消。
干一会儿，她便气喘吁吁；一天结束，双肩酸痛，手臂几乎抬不起来。可她不愿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村民们看见她年纪大、身体差，常常劝她少干些，她却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生活。
有意思的是，乡亲之间的相处，反而让她慢慢摆脱了丈夫去世后的沉重情绪。劳动很苦，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分却是真的。她后来回忆那段经历时，始终没有把它简单看成一段受苦的日子。
身体终究无法长期承受。曾志向周恩来、邓颖超写报告，说明自己年事已高，广东气候潮湿，劳动强度也不适合当时的身体状况，希望调往北方。周恩来随后同意了她的请求。
1972年，曾志前往陕西临潼干休所。离开广东时，和她朝夕相处的乡亲赶来送行。临别之际，许多人落泪，她也没有控制住情绪。
到临潼后，她的组织关系、生活供应、医疗安排和工资发放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这样的安排虽然周全，却给日常生活带来不少不便。她想把相关关系统一交由干休所管理，于是再次写信反映情况。
这一次，她想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出的答复很明确：愿意留在西安，可以由省委安排工作；如果不愿意，也可以调回北京。曾志没有选择留在陕西，而是表示愿意回北京工作。
1973年回到北京后，汪东兴告诉她，可以不再承担工作，按离休办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生活安排。曾志却没有把这当作人生的终点。
1977年，66岁的曾志重新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离休后，她仍关心组织工作和国家事务。1998年，曾志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从战火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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