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京一处水面旁，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李逸民正专心钓鱼。几个月前，他还担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如今却要靠一张“病休证明”摆脱职务。偏偏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也来到这里，一眼看出他的气色不差。
刘志坚打量着他说：“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好嘛！”
这句话并不重，却让李逸民心里一紧。自己好不容易离开文化部，要是这番话传到总部首长那里，重新回去工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此后，他很少再到那片水面钓鱼。
李逸民的经历，本身就带有几分特殊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工作的情况并不少见，可他却是从地方调入军队。那时，部队缺少熟悉政治、财经和文化工作的干部，李逸民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好成为需要的人选。
他出身较为优渥，早年在上海求学，后来进入黄埔军校，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没有一直随部队行动，起义受挫后转赴上海，后来因意外被捕入狱。抗战爆发前，在组织营救下获释，随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这段经历使他与许多从基层部队一路成长起来的干部不同。他熟悉理论教育，也接触过财经、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在军事指挥方面并无长期实践。抗战时期，他先后在抗大、陕北公学任职；解放战争期间，又被派往东北从事财经工作。
1949年以后，组织一度安排他担任总理财经秘书。李逸民很清楚，这个岗位责任极重，自己未必最合适，于是主动寻找新的工作去向。当时罗瑞卿负责公安部队，正需要政治工作干部，李逸民便与欧阳毅一同进入公安部队，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1955年，公安部队改编为公安军，成为当时军队的重要军种之一。1957年公安军撤销后，李逸民转到总参工作。1960年，他接替欧阳文担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办报并非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军报关系重大，既要服务部队建设，又要准确体现军队政治方向，压力可想而知。
1962年，总政治部文化部重新建立，李逸民被任命为部长。这个部门管辖的摊子很大，包括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文艺社以及歌曲出版等单位。电影、戏剧、文学和宣传，各有专业规律，又都与军队政治工作密切相连，部长并不是只签字批文件那么简单。
李逸民后来回忆，自己在管理八一电影制片厂时，常常需要在导演和首长之间协调。导演讲艺术规律，首长看政治效果，双方关注点并不完全一致。部长夹在中间，既不能只听专业意见，也不能把创作简单变成行政命令。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使他萌生退意的，不只是工作繁重。1964年前后，部队文艺工作领域传出重要调整的消息，有人可能以文化顾问身份介入。李逸民意识到，文化部今后的工作关系会更加复杂，自己未必能够适应这样的局面。
他还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前任部长陈沂曾受到政治上的冲击，后来离开岗位。对李逸民来说，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不仅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其等到工作难以展开，不如主动退下来。
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病休”上。
1963年，李逸民确实曾有过心脏不适，因此他以此为由到医院检查。结果并没有查出明显问题，身体状况甚至称得上不错。普通人遇到这种结果，大概会松一口气；李逸民却犯了难，因为没有诊断依据，病休就难以成立。
他想出一个办法：反复上下台阶，让心跳加快，随后立即做心电图。检查结果出现异常，医院据此开具了证明。拿到材料后，他找到总政主任肖华，提出暂时休息。
肖华关心地问：“身体到底怎么样？”
李逸民回答：“还是不太好，挂着职务休息也不妥，还是正式离休吧。”
肖华没有马上同意，只让他先休养一段时间。李逸民却多次说明，自己继续挂名并不合适。几个月后，他的离休请求才得到批准。
他离休时还不到真正衰老的程度，身体也没有坏到不能工作的地步。主动为自己寻找离开岗位的理由，这在当时确实少见。有人认为他是怕担责，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回避复杂局面。两种说法或许都有道理，但从他后来不愿重返岗位的表现看，离开文化部显然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决定。
离休后的李逸民迷上了钓鱼，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可他并没有完全离开原来的圈子，遇到总政的熟人仍会打听情况。那场政治风暴开始后，他因为已经没有职务，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却还是常到总政机关附近观看动静。
有人提醒他：“这里不是看热闹的地方，别再来了。”
李逸民却说：“这种事情，人人都应该关心。”
对方只好劝他以后不要再来。那并非驱赶，更多是担心他惹上麻烦。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完全听进去。直到总政几位副主任以及主任陆续受到冲击，他才察觉局势已经远非旁观者所能置身事外。
后来，李逸民也受到牵连，但冲击相对有限。他没有被调往外地，仍留在北京。那张为离开职务而设法取得的病休证明，后来反倒成了他避开更大风浪的一层保护。只是当初为了证明身体有病而反复登台阶的举动，也因此留下了“在总政副主任面前露馅”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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