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被局长开除后摆地摊，五年后，哥哥调来担任市委书记

这事得从十年前说起。那时候我妹妹赵小芳在县城的城管局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一千八，干的是最累的活，整理档案，打扫卫生，给领导端茶倒水。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托人找了这个临时工的活，图的是能有个正经单位挂着，将来万一有机会转正呢。她在城管局干了五年，从二十岁干到二十五岁，最好的五年都搁在那儿了。

那个局长姓孙，叫孙德贵，四十来岁，大背头梳得锃亮，走路挺着个啤酒肚，说话拿腔拿调。他刚调来城管局那年，我妹还在办公室打杂。有一天孙德贵把她叫进办公室，关上门，说，小赵啊，你干了这么多年，想不想转正。我妹说，想啊。孙德贵拍了拍沙发，说，来，坐下说。我妹坐下了，孙德贵就往她身边凑，手搭在她肩膀上，说，转正的事，我一句话就能办，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我妹站起来就往外走。孙德贵在后面喊，你走了就别回来。我妹没回头，第二天照常去上班，发现自己的工位被人搬走了，桌子上的东西全给堆在走廊角落里，一个纸箱子装着，像扔垃圾一样。她去找孙德贵，孙德贵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眼皮都没抬，说，你被开除了，临时工，不用走手续，今天就不用来了。

我妹站在那儿，手攥着那个纸箱子，指头节发白。她说，孙局长，我干了五年，没犯过错。孙德贵说，没犯错不代表你能干。你走吧。我妹说，你为什么开除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孙德贵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说，你再胡说我叫保安了。

我妹抱着那个纸箱子回了家。我妈看见她那个样子，问咋了。我妹没说，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眼睛肿着，跟我妈说，妈，我不干了，我摆地摊去。

我妈说，摆啥地摊，你一个姑娘家。我妹说，姑娘家咋了，姑娘家就不能摆地摊了。她拿了两千块钱，去省城批发了些袜子、手套、头绳，在夜市上找了个角落，铺了一块布，摆开了。第一天晚上，挣了四十二块钱。她数着那些一块五块的票子，跟我妈说，妈你看，四十二，比在城管局端茶倒水强。

那时候我在外省工作，在省委办公厅当个小处长，一年回不了一趟家。我妹出事的时候，家里没人告诉我。过了半年我打电话回去，我妈说漏了嘴，我才知道。我给我妹打电话，问她为啥不跟我说。她说，哥，你在外头不容易，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我说，你是我妹，啥叫麻烦。她说，哥，你那个工作，跟当官差不多，我不想让你因为我的事去求人。我说，你被人欺负了，我连问都不能问？她说，哥，事情都过去了，我现在挺好的。

我妹摆了五年地摊。从夜市摆到早市，从地摊摆到小推车，从卖袜子卖到卖早餐。她凌晨三点起来蒸包子，五点出摊，卖到上午十点，收摊回来睡一觉，下午再去夜市摆。五年，她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首付是自己攒的，没跟家里要一分钱。她的手冬天裂口子，夏天烫出泡，可她从来没跟我叫过苦。每次打电话，她都说，哥，我挺好的，你操心你的工作。

我每次回去，都去她的摊子上坐坐。她卖包子，皮薄馅大，一块钱一个，生意好得很。她看见我，就从蒸笼里拿两个包子塞给我，说，哥你尝尝，新馅。我坐在她摊子旁边的小马扎上吃包子，看着她忙活。她黑了，也瘦了，可眼睛亮堂堂的，笑起来还是小时候那样，嘴角两个小酒窝。

我说，妹，你当年的事，哥帮你讨个说法。她说，不用。我说，那个孙德贵，我查过了，还在城管局，现在升了副局长。她说，我知道。我说，你不想讨回来？她说，哥，我摆地摊摆得好好的，我讨那个干啥。我说，他欺负你。她说，是，他欺负我了。可我要是天天想着这个，我这五年就白过了。我现在有房子，有摊子，日子过得踏实。他当他的副局长，我卖我的包子。他吃他的山珍海味，我吃我的青菜豆腐。各过各的。

我没再说什么。可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事。我妹不让我管，可我是她哥。她小时候被邻居小孩欺负，我拎着棍子去找人家。现在她被人欺负了，我总不能啥也不做。可我做啥呢。我在省委办公厅，跟县里隔着好几层，我总不能直接打电话给县里说，你们把孙德贵给我查了。那叫以权谋私，我这个处长就别干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妹的包子摊变成了早餐店，从推车变成了门面，雇了两个帮手。她还是每天三点起来发面，五点开门，忙到中午。我每年回去看她，她都说，哥，你别老惦记我，我挺好的。我说，你一个人，不累吗。她说，累啥，比以前在城管局端茶倒水舒服。在那儿，你是个人也得装成条狗。在这儿，你累是累，可你是个人。

今年年初，组织找我谈话，说让我去地方上锻炼，问我愿不愿意。我说去哪。他们说，你老家那个市，缺个市委书记，你去。我愣了一下。我老家那个市，就是我妹摆地摊那个市。我在那儿长大，在那儿上学，我爹妈还在那儿住着。我说，行。

调令下来那天，我给我妹打了个电话。我说，妹，我要回老家了。她说，回老家干啥，出差？我说，调回去，当市委书记。电话那头半天没声。我以为她没听清，又说了一遍。她说，哥，你当市委书记了？我说，嗯。她说，哪个市。我说，就咱老家。她说，那你不就成了咱这儿最大的官了。我说，差不多吧。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哥，你回来吧，我给你包包子。

我是三月上任的。上任第三天，我在办公室看材料，翻到城管局的报告。我翻到人事那页，看见一个名字：孙德贵，副局长。我把那页看了好几遍，然后把材料合上，放在一边。

那天下午，我跟秘书说，去城管局调研。秘书问，要不要提前通知。我说，不用，就随便看看。我去了城管局，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了几个科室，跟几个工作人员聊了聊。走到人事科的时候，我看见了孙德贵。他老了不少，头发少了，肚子更大了，可那件白衬衫还是扎在裤子里，走路还是那副拿腔拿调的样子。他看见我，赶紧迎上来，弓着腰说，书记好，书记好，我是孙德贵，副局长。我看了他一眼，说，孙局长好。他说，不敢不敢，书记叫我小孙就行。

我说，你在这干了多少年了。他说，十多年了，一直在城管局。我说，那你对局里的情况很熟悉了。他说，熟悉熟悉，啥都熟悉。我说，那好，回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些事想问你。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但很快又堆起来，说，好的好的，随时听候书记召唤。

第二天孙德贵来了。我让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他双手捧着杯子，屁股只坐沙发的一半，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一直瞟着我的脸。我说，孙局长，你在城管局这么多年，有没有群众反映过什么问题。他说，没有没有，我们城管局工作还是可以的，群众满意度挺高。我说，那我怎么听说，有人被无故开除过。他愣了一下，说，这个……可能有，个别临时工，不遵守纪律的，我们按照规章处理。我说，规章上哪条写着，不听话就开除。他捧着杯子的手开始抖。

我说，十年前，一个叫赵小芳的临时工，你还记得吗。

他的脸刷一下白了。水杯里的水晃出来，洒在他裤子上。他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我说，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我告诉你，她是我妹妹。孙德贵腾地站起来，杯子掉在地上，砰一声碎了。他哆嗦着说，书记，我，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妹妹，要是知道，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说，你不知道她是我妹妹，你就可以随便欺负她？你不知道她是我妹妹，你就可以把她开除？你不知道她是我妹妹，你就可以把人家五年的心血当垃圾一样扔掉？

孙德贵腿一软，跪在地上了。他说，书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饶了我吧。我看着他，五十多岁的人了，跪在地上，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说，你起来，我不打你，也不骂你，我就问你一句，你当年那么干，不怕遭报应吗。他说，我怕，我天天怕，我这些年天天做噩梦，梦见她抱着纸箱子站在我面前。我说，那你为啥不去找她道歉。他说，我不敢，我怕她告我，怕丢工作。

我说，你怕丢工作，她就不怕吗。你一句话就把她开除了，她想没想过她怎么活。她那年二十五岁，啥也没有，你把她踹出去，她摆地摊摆到今天，手上全是茧子，脸上全是风吹日晒的印子。你呢，你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升了副局长。你良心过得去吗。

孙德贵跪在地上，拿头磕地板，磕得咚咚响。他说，书记，我对不起你妹妹，你把我撤了吧，我没脸再干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市委大院，几棵老槐树刚发了新芽，绿油油的。我背对着他，说，你起来吧。他说，书记。我说，你起来。他慢慢站起来，腿还在抖。我说，我不撤你的职。他愣了，抬头看着我。我说，你以为我调来当这个市委书记，就是为了给我妹妹报私仇的？我没那么小气。你的事，该查的会查，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回去写份材料，把你这些年干的事，一件一件写清楚。该退的退，该认的认。至于怎么处理，组织上会定。

他说，那赵小芳呢，我想去给她道个歉。我说，你去，她接不接受是她的事。但你别拿你的道歉换你的官帽子，那不是道歉，那是交易。

孙德贵走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半天没动。我想起我妹那双手，冬天裂着血口子，夏天烫出泡，可她还是笑，笑得跟小时候一样。我想起她说，哥，我不讨那个说法，我讨了，我这五年就白过了。我想起她说，哥，你回来吧，我给你包包子。

那天晚上，我去了我妹的早餐店。店面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营业执照，旁边贴着一张纸，写着“本店包子，皮薄馅大，一块五一个”。我推门进去，我妹正在后厨忙活，听见门响，头也不抬地说，来了，稍等，包子马上好。我说，妹，是我。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哥，你咋来了。我说，来吃包子。她说，你坐着，我给你拿。

她端了一屉包子过来，热气腾腾的，韭菜鸡蛋的，我从小就爱吃的那种。我咬了一口，还是那个味。我妹坐在对面，拿围裙擦手，说，哥，你今天去城管局了？我说，你咋知道。她说，孙德贵下午来我店里了，给我跪下了。我说，他跪你了？她说，没跪，要跪来着，我没让。一个大男人，跪在地上像什么。我说，他给你道歉了？她说，道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说，你接受了？她说，我给他倒了杯水，说，孙局长，你起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要真觉得过不去，以后对你手下的人好点。

我看着我妹，她脸上还是那副笑，眼角多了几条细纹，可那笑没变。我说，妹，你不恨他了？她说，恨过，恨了好几年。后来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我早上三点起来发面，下午还得摆夜市，没工夫恨。再说了，要不是他把我开除，我可能还在城管局端茶倒水，一辈子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他踹了我一脚，我摔倒了，可我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块钱。我就捡起来了。

我说，啥意思。她说，意思就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我要是还在城管局，一个月挣那点钱，到现在可能连房子都买不起。我现在有店，有房，有手艺，我靠我自己，我踏实。

我吃完了包子，我妹又给我装了一袋子，说，带回去，晚上热热吃。我站起来要走，她叫住我，说，哥，你那个市委书记，好好干。别给我丢人。也别给咱爹妈丢人。我说，放心。她说，还有，别拿你手里的权替我出气。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我说，听进去了。她说，那你做到了没。我说，做到了。孙德贵的事，我没撤他的职，让他自己写材料，组织上处理。她说，这还差不多。

我走出早餐店，天已经黑了。街灯亮着，路上人来人往，卖烤红薯的，卖糖葫芦的，摆地摊的。我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比我在省城的时候看着热乎。那些摆摊的人，每一个都像我妹。他们蹲在路边，守着自己的小摊子，挣着辛苦钱，可他们眼里有光。那种光，是在办公室里端着茶杯看报纸的人眼里没有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妹的店，灯还亮着。透过玻璃窗，我看见她又进了后厨，系上围裙，开始准备明天的面团。她弯着腰，在案板上揉面，一下一下的，有力气，有节奏。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我想，我这个市委书记该怎么当。我妹说得对，别拿手里的权替自己出气。权是老百姓给的，得用在老百姓身上。孙德贵那样的人，该处理处理，该教育教育，可我不能因为他欺负过我妹就把他一棍子打死。那不是我妹教我的，也不是我爹妈教我的。我爹活着的时候说，做人得厚道。我妹说，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这些话，比我在省委办公厅写过的所有材料都管用。

我走在回市委大院的路上，路过一个夜市，卖什么的都有。我看见一个卖袜子的姑娘，蹲在地上，面前铺着一块布，跟十年前我妹一模一样。我走过去，蹲下来，拿了两双袜子。姑娘说，十块。我给了十块，站起来要走。姑娘说，大哥，你人真好。我笑了笑，说，你好好干。姑娘说，嗯，我好好干。

我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姑娘正在整理摊子上的袜子，一双一双摆得整整齐齐的。灯光照在她脸上，年轻，有劲，眼里有光。

我想，这就是我妹。这就是所有被生活踹了一脚，又爬起来继续走的人。他们不需要谁给他们出气，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气。他们蹲在路边，摆着摊子，挣着辛苦钱，可他们比谁都站得直。

我回到办公室，把孙德贵的材料翻出来，又看了一遍。材料写得很厚，一页一页的，字迹工工整整，像小学生写检讨。我合上材料，给纪委打了个电话，说，按程序办，该咋处理咋处理。

然后我给我妹发了条短信，就两个字：放心。

她回了一个笑脸，下面跟着一句话：哥，明天来吃包子，新馅的，荠菜肉的。

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