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这场风波,真正值得看的已经不是一场游行有多少人,而是德国政治运行几十年的一套办法,突然碰到了一个很难处理的新局面。9月6日,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拿到43.8%的选票,获得39个议席,第二名基民盟只有17.2%、15席。83个议席中过半需要42席,选择党只差3席。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第一名,而是第一大党把第二名甩开了26个百分点以上。
六天之后,压力从票箱直接传到了街头。9月12日,德国超过35座城市举行反对右翼极端主义的示威,柏林、汉堡、慕尼黑、杜塞尔多夫、马格德堡、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城市都有人参加。德国公共广播联盟给出的数据是,柏林警方统计约1.8万人,慕尼黑约1.2万人,汉堡组织者称约2.5万人,杜塞尔多夫警方和组织者都给出约2万人。仅这些大城市加起来,人数就已经相当可观。
所以标题中的“35城爆发大规模示威”并不是凭空而来,但“数万人”只是相对保守的描述。部分活动组织方给出的汇总数字更高,路透社分发的视频资料提到,大约20座城市的示威者合计约15万人。这里必须注意统计方法不同,不能把各家数字再次相加。能够确定的是,这已经不是几个社会团体在柏林举行的一场象征性集会,而是一次覆盖德国多个地区的全国性政治动员。
问题也就来了:选择党明明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为什么另一批德国人马上走上街头?原因在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择党组织自2023年以来被当地宪法保卫机构认定为“确定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该机构指控其部分政治主张触及人的尊严和民主原则。选择党否认这一认定,认为有关判断带有政治色彩,并通过法律途径提出挑战,相关诉讼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这就形成了德国政治现在最尖锐的一组矛盾。一边是43.8%的选民把票投给选择党,另一边是大量示威者要求阻止该党扩大权力,其中一些集会甚至要求研究启动禁党程序。德国宪法制度下,政党是否应该被禁止,不是街头人数多少决定,也不是政府一句话决定,而需要走严格的法律程序,由联邦宪法法院裁决。这也是为什么示威规模再大,也不会自动改变9月6日产生的议会席位。
更麻烦的是,传统政党的“防火墙”第一次遇到了算术上的巨大压力。过去选择党拿百分之十几、二十左右选票时,其他政党通过联合组阁还能把它留在反对党席位上。现在39席摆在议会里,基民盟只有15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分别8席,BSW有5席。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都拒绝与选择党进行组阁谈判,BSW却接受了接触邀请。
BSW为什么重要?因为39加5就是44席,已经越过42席的多数线。两党在俄罗斯、能源供应、部分直接民主议题以及对现有政治体系的批评上确实存在交集,可在财政政策、教育和气候政策上又有明显分歧。选择党希望控制债务、缩小政府规模,BSW却更倾向增加公共投资。这意味着数学上能够组成多数,不等于政治上已经能够共同执政。
另一个曾被外界议论的可能性,是选择党从基民盟阵营争取议员。选择党州级领导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公开确认过与潜在转投者接触。德国媒体随后询问新一届州议会全部15名基民盟议员的态度。这件事之所以敏感,就是因为选择党距离多数不是差十几席,而只是3席。任何几名议员改变阵营,都可能直接改变州政府的权力计算。
但如果只盯着“右翼”和“反右翼”,其实还是看浅了。选择党这次最值得传统政党警惕的变化,是它正在从单纯的抗议票接收器,向一部分选民眼中的“治理替代者”转变。ARD委托进行的选后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选择党在治安、庇护和难民政策、东部地区利益、经济、能源、就业等多个问题上的能力评价,都比2021年明显提高。
候选人因素同样不能忽略。调查显示,在选择党选民中,有39%表示候选人西格蒙德对自己的投票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个数字与德国其他地区选择党过去更多依赖政党品牌和抗议情绪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说,选择党正在尝试把地方政治人物包装成能够执政的州级领导人。一旦这种模式能够复制,它给传统政党的压力就不只是多几个议席,而是开始争夺行政权。
更值得注意的一组数字来自“防火墙”本身。ARD选后调查中,59%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受访者认为其他政党对待选择党不公平,67%认为现行“防火墙”政策是错误的。这并不代表这些人全部支持选择党,更不能把调查直接等同于选票,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传统政党依靠拒绝合作来压缩选择党政治空间的办法,正在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争议。
于是35城示威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悖论。反对者希望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阻止选择党进一步进入权力中心,可选择党恰恰可以利用这些行动强化自己的叙事——它会告诉支持者,自己不仅受到传统政党排斥,还受到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围堵。对于已经把自己视为“被主流忽视”的选民来说,这种对抗未必会降低选择党的支持度,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阵营认同。
这并不意味着街头抗议没有作用。德国历史和法律传统决定了,对极端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本来就是其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公民通过和平集会表达意见也属于正常政治参与。真正的问题是,示威能够表达态度,却解决不了选民为什么转向选择党。住房、电价、燃油、工业就业、移民管理和俄乌冲突带来的长期成本,这些问题如果继续存在,政治口号很难替代现实治理。
到了2026年9月,这一点变得更加突出。德国面对的能源压力再次上升。9月17日的数据显示,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平均只有约69%的填充率,而过去五年同期平均水平约为85%。德国和荷兰掌握欧盟约35%的储气能力,却属于补库进度明显落后的国家。与此同时,柴油和天然气价格再次承受压力,能源问题重新进入德国选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生活成本。
9月18日,德国政府又传出准备通过减税把汽油价格每升降低约0.17欧元的消息,其中能源税减少约0.14欧元,销售税因素再减少约0.03欧元。此前德国E10汽油全国日均价格一度达到每升2.286欧元。这个时间点距离9月20日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场选举只剩两天,能源和生活成本显然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直接进入选票竞争。
选择党也在抓这个突破口。9月18日路透社披露,俄方经济事务人士与选择党领导层正在准备2027年举行接触,议题可能包括恢复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报道提到,相关设想存在前提条件,目前也没有成为德国政府政策。选择党方面长期主张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的限制,并把过去廉价俄罗斯能源与德国工业竞争力联系起来。
这就让德国政治争论从移民问题扩展到了国家经济路线。支持恢复俄德能源联系的人强调成本和工业竞争力,反对者则强调能源安全以及重新形成对俄依赖的风险。两边争的已经不是一条天然气管道,而是德国在欧洲安全体系、对俄关系和产业政策之间究竟怎样寻找新的平衡。选择党把这几件事绑在一起,自然更容易吸引对现行路线不满的东部选民。
萨克森-安哈尔特只是第一场真正的压力测试。9月20日,德国东北部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还要举行选举。这里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北溪”天然气管线进入德国的地点就在该州。路透社9月16日报道已经把这场选举描述成默茨政府面临的又一次重大考验。换句话说,9月6日选择党的43.8%,不会孤立地停留在马格德堡,而是在影响整个德国秋季政治议程。
同一天柏林也要投票,可柏林选民关心的问题又不同。柏林约85%的家庭租房,挂牌租金相比2014年已经接近翻倍,预计到2040年还需要新增约21.1万套住房。于是首都政治竞争的核心更多落在房租、住宅建设和城市治理上。选择党试图把住房紧张与移民联系起来,左翼政党则主张加强租金管制和社会住房建设。
这说明选择党的上涨不能用一个原因解释。东部工业地区可能更关心能源和就业,农村地区关注燃油、公共服务和移民,柏林这样的城市则被住房成本压得更紧。传统政党过去习惯把选择党支持者理解成单纯的抗议群体,现在这个解释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一个政党一旦开始在经济、治安、能源这些日常议题上获得部分选民的“能力认可”,政治竞争的性质就变了。
对欧洲安全格局而言,这场州选举还有另一层影响。德国是欧洲主要经济体,也是欧洲安全政策的重要参与者。选择党对援乌、对俄制裁和能源关系的主张与现政府存在明显区别。如果它继续扩大州议会力量,即便短期进不了联邦政府,也能通过国内政治压力改变德国公共讨论的重心。政府每增加一笔安全支出、每讨论一次能源政策,都必须考虑越来越明显的国内反对声音。
从中国观察这场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欧洲政治与经济问题正在重新缠到一起。过去几年,欧洲安全政策、能源转型、产业竞争和社会福利几条线同时承压,德国汽车、化工、机械制造又恰好是能源和出口依赖较高的产业。德国国内政治越碎片化,政策协调成本越高,对外经贸政策也越容易受到内部选举牵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德国主要贸易伙伴来说,真正需要观察的是德国政策连续性,而不是替德国选民决定该支持哪一个政党。
截至2026年9月19日,能够确认的事实边界其实非常清楚: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43.8%得票率创下该党州级选举纪录,但39席仍不足以单独执政;BSW已经同意与其接触,其他主要政党继续拒绝组阁合作;9月12日超过35座城市出现大规模反右翼极端主义示威;德国新的州政府究竟怎样组成,目前依然没有答案。
因此,这场35城示威真正值得观察的地方,不是谁在街上赢了,而是德国同时出现了两种规模都不能忽视的政治动员:一边是43.8%的选票,一边是覆盖35座以上城市的示威。票箱没有让争议结束,街头也无法推翻票箱结果。接下来的关键节点已经很近——9月20日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继续投票。德国政治究竟只是经历一次东部地区的局部震荡,还是正在进入政党版图重新排列的阶段,接下来几场选举会提供更清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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