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河北景县龙华镇，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里，石嘉植已经被关押多日。敌人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又在一间牢房里贴满喜字，摆出一副要办婚事的模样。看守以为，严刑拷打撬不开的嘴，或许能被所谓的“婚姻”撬开。
石嘉植不是普通俘虏。1918年，他出生于陕西富平。少年时期，东北沦陷的消息传来，民族危亡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强烈刺激。1937年前后，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工作。
他做过宣传，也干过侦察。真正让上级注意到他的，是一次深入敌营的行动。
1938年4月，日军在晋南一带调集兵力，准备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为掌握敌军部署，石嘉植带领一个加强班，化装成行商，混入日军驻地。他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观察换防规律、哨位分布和兵力情况。
夜深后，队员们突然袭击敌军休息点，迅速解决守卫，换上缴获的服装撤离。途中遇到日军盘查，石嘉植无法回答口令，便装作没有听清，故意靠近对方，抓住短暂距离开枪突围。混乱中，日军误将赶来增援的同伴当成“穿军装的内奸”，双方发生交火。
这次行动带回了重要情报，也让石嘉植在冀南军区崭露头角。后来，他被调入敌工系统，负责铁路沿线的侦察、策反和情报工作。这样的岗位，表面上没有大规模战斗，实际上每一步都踩在险处。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加紧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冀南军区成立德石铁路敌工队，石嘉植担任敌工部三科科长兼敌工队长。他借助伪政权内部关系，取得了进入德州日伪机构的便利，还以报社记者身份出入敌军驻地。
这层身份给他带来极大方便。日军的调动、据点的兵力、扫荡的路线，常常在行动开始前就被送到八路军手中。1942年春，他又设法进入日军旅团司令部，获取了新的作战情报，使敌人的一次行动再次落空。
敌人很快意识到，内部一定出了问题。德州城内展开搜查，石嘉植只能退出城内，转移到铁路敌工队驻地。危险并未因此结束，真正的变故来自身边人。
敌工队里有一名懂日语的工作人员谭贵忠，因私事与城内一名姑娘交往。石嘉植得知后，出于纪律要求劝他把工作放在前面。谭贵忠却误解了这番话，情绪逐渐失控。一次两人同行返回途中，遭遇日军巡逻，石嘉植本想借低头装顺从躲过盘查，谭贵忠却突然开枪暴露身份，并指认石嘉植就是敌工队负责人。
石嘉植当场击倒数名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捕。进入宪兵队后，盐水皮鞭、刑具和烧红的刺刀轮番用在他身上。敌人反复逼问情报，他始终不吐一字。审讯者甚至冷笑着说：“投降，就给你职位和钱。”石嘉植只回答：“侵略者迟早会被赶出去。”
软硬手段都失败后，日军想出了“婚事”这一招。他们找来一名年轻姑娘，声称她是伪军大队长的女儿，仰慕石嘉植，准备让两人在牢房里成婚。宪兵队的人退出房间，故意留下两人独处，等待石嘉植放松警惕。
石嘉植没有立刻相信。他盯着姑娘的手，发现上面有干活留下的老茧，又追问她的村庄、邻里和被捕经过。姑娘终于压低声音说：“我不是汉奸的女儿，是被抓来的。村里还有十五个人关着，他们逼我来骗你。”
身份揭开后，石嘉植迅速改变了办法。他没有拆穿姑娘，而是假装接受安排。第二天，他故意表现得轻松，还向日军提出，正式结婚后再谈投降和任职。敌人以为计谋得逞，放松了警惕，允许姑娘出入，并答应给予石嘉植伪军军官职位。
姑娘离开宪兵队后，石嘉植转而寻找释放群众的机会。他对负责看押俘虏的伪军头目说：“你把我的妻子带走了，这件事若传到宪兵队，你承担得起吗？”对方查看牢房，发现姑娘果然不在，只得放出被捕村民，避免替自己背上“放走人质”的罪名。
冀南军区得知石嘉植被捕后，曾准备组织力量营救。但姑娘带出的信改变了决定。信中写道，他已经被捕，不要为了救一个人让部队付出更大代价，也不要使当地百姓受到牵连。石嘉植清楚，自己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尽量把敌人的注意力留在自己身上。
1943年5月3日，营救部队赶到龙华镇以南时，石嘉植已经被押往刑场。沿途，他仍劝说伪军认清局势，反复宣传抗日道理。日军恼怒之下，用刺刀将他杀害。石嘉植牺牲时年仅25岁，至死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