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月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下面是讲话的部分内容: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现在的国人,可能很难能真正体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饱含的荣誉感和扬眉吐气。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被欺侮、被压迫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忘掉往昔那段屈辱岁月的理由。
值主席发布这段演讲的纪念日,如去特摘录几件过去岁月里发生过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以提醒大家“勿忘国耻”。
晚清时期的1903年8月13日,旧金山的华人帮派间发生堂斗,中国驻美公使馆特派陆军武官谭锦镛到旧金山去调处。谭锦镛刚从国内到美国时间不长,等他处理完公务时,天已黄昏,于是他就在旧金山住下了。
傍晚时,他出门想看看旧金山的街景。走经一座大桥时,和一个美国警察擦身而过。警察出言不逊,开口就肆意侮辱。谭锦镛劝其自重、说了句“中国人也是人”之类的话(套用BLM的口号,应该是Chinese lives matter),结果警官被触怒,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
谭锦镛忍无可忍,回敬了警官几下中国拳脚。那货怎么能是中国武官的对手呢?于是就吹响警笛,召来另外的警察,将谭锦镛一番毒打后,将他的辫子绑在栅栏上示众,百般羞辱。之后被押进警察局。
据说,当谭出示使馆武官的证件时,警察仍在狂叫:“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此后,当地华侨花钱疏通、谭锦镛才得以释放,而谭本人不堪殴辱、用领事馆煤气灯的煤气毒死了自己。
关于这个事情,细节方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结果都没有两样,大清帝国的使馆武官不堪受辱而自尽!这次使馆武官的受辱不是偶发事件,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制作的纪录片《排华法案》中的一个镜头,白字黑字地赫然记录着当时的对华人的歧视“中国女性有做妓女的天性”。
这是晚清。到了民国,那些俯首帖耳地向西方学习的“革命者”掌控了中国后,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地位毫无改观。1931年秋,吉鸿昌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时,被迫出国考察。当时,刚刚爆发“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的抗日,就以让他“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的名义夺其军权。
在纽约的一天,吉鸿昌曾率领一行从属人员走在街上,有人拦住他问:“你是日本人吧?”吉鸿昌通过翻译回答:“不,我是中国人!”
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
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送东西,工作人员明知故问:“你是哪国人?”吉鸿昌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这样的嘲笑和侮辱,让吉鸿昌异常气愤,接下来、他就用草板纸自制了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然后每次出门都挺着胸膛、昂首阔步……
不只在国外,即便在中国国内,洋人也是肆意横行,不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回儿事。1928年5月1日,在山东济南,有多个普通百姓被日本人野蛮杀死。
济南城内纬二路南头居民李清海,黄昏时到门外小便时,被日兵刺死。因为随地撒了泡尿,就被日本兵给弄死,你说有多冤?
还有一个,是因为一块饼干被日本人弄死的。同一天的早晨7时,一个叫宋光占的饥民,在济南城内纬十一路的饼干厂里拿了人家一块饼干,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还有更冤的。同一天上午11时,在济南的三大马路和纬二路的路口,一个想要过路的市民被日本兵击毙。
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国小老百姓的命本来就是不太值钱的;不仅被洋人看得很轻,当时的官员也不太看重,但是、民国官员也会被日本人看不起。
蒋介石1928年4月底北伐到济南时,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驻在济南的日军交涉。5月3日夜11时,日军20余人借口山东交涉署门前发现日兵尸体,强行收缴交涉署人员枪械,并将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起来。
当蔡公时用日语叱责日兵的无理蛮干时,一个日本军官被激怒,一巴掌将蔡公时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蔡公时义愤填膺,痛斥日寇。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人也争相痛骂、怒斥强盗。
丧心病狂的强盗兽性大发,将他们几个绑在柱子肆意毒打,还将张麟书耳鼻割下,又断其腿臂,血肉狼藉、不成人形!
“日本军官原以为他们这样做,会把蔡公时吓得低声下气求饶;但蔡公时虎目圆睁,继续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
“见蔡公时大义凛然、骂不绝口,凶残的日本兵竟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嘴里,使劲旋了两圈、剜掉了蔡公时的舌头,此后又将蔡公时的双眼挖出。此时,蔡公时全身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最后,他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人处死……”
这些事情,是唯一侥幸从现场逃出的张汉儒的记述。当时们,还有一句著名的“华人和狗不得入内”。
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竟然被明目张胆地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曾有人一度对对这个说法质疑,但郭沫若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里,白字黑字地写着:“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不止郭老,还有周作人,他在《公园之感情》里写道:“上午乘车,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也有一段提到此事:
“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
往事真的不堪回首。2005年7月21日,在凤凰中文台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李敖这么说: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今天靠着共产党,别的暂时不谈,至少强兵这一点,我们这么多年来做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百六十年以来,一百七十年以来,我们做到了,没有人敢跟我们玩了,洋鬼子不敢打我们,东洋鬼子也不敢打我们,我们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点。
“我毫不掩饰地说至少共产党带来了强兵的结果,强兵的结果对一个从小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中的大马,在北京城里这样子嚣张的人而言太重要了,我不要再看到那个镜头,我要中国强大起来,这就是今天我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如果有人说,你李敖偏袒中国共产党,骂国民党,我告诉大家,即使有这个现象,我也有我的理由,就是说,至少共产党带来了富国强兵,带来了强兵这个结果,富国呢,现在在走这条路,依靠中国国民党,我告诉你,依靠无能的中国国民党,什么都不是。”
香港娱乐界名人谢贤(谢霆锋之父)在2017年来内地参加一档节目时,说自己家里客厅的墙上一直挂着一个大大的毛主席照片。他说,他见证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人说打就打、说杀就杀的历史,所以一直深有感触,中国的强大也让他无比的骄傲自豪。
这个在人们印象里一直是一副放荡不羁模样的老男人,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崇拜毛主席:“没有他,哪有我们的现在!”
值主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演讲纪念日之际,如去特以此文感念主席及为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付出牺牲的先辈,愿先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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