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轩丨《上虞运河史》序三|上虞运河史|大运河|孙福轩|曹娥江

《上虞运河史》

序三

孙福轩

前些时日，邱君、陈君《上虞运河史》稿成，嘱序于余。余于运河之渊源，一是自小生活于运河之滨，但其时不知运河为何物，模糊印象中也只是一条“河”而已；二是入职城院以来，时常徜徉于运河边，尤其是 2024 年 4 月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余忝为执行院长，便阅读了史念海、全汉昇、陈桥驿等先生有关运河之著作，一年多来，先后考察了运河沿线的运河遗迹和博物馆，对于运河便也有了一点印象，但对于研究而言，还相差甚远。写序一事本来是拒绝的，并非妄自托大，实因自己纯为一“外行”而已。无奈邱君多次相催，吾亦不能尸位素餐，只能勉强而为之。记得陈桥驿先生在为《奚柳芳史地论丛》作序时，曾把时下各种著作卷首之序分为“官序”和“学序”。余无一官半职，“官序”自不敢当，于运河之学亦无深究，“学序”自然也不是，仅为“杂序”而已，说些“外行”话，供诸君一哂。

2025年6月7日孙福轩率团队在上虞驿亭镇召开虞余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研讨会

运河者，华夏文明之动脉。自大禹疏川导滞，先民刳木为舟，水运之兴便与邦国盛衰、生民福祉息息相关。浙东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之东南翼，衔钱塘、贯宁绍、通甬江，历两千余载而不涸，其上虞段尤具殊姿——不仅有春秋时期的山阴故水道，还有四十里河、十八里河、虞余运河。这些既是越地先民胼手胝足开辟的文明廊道，亦是运河文化基因保存最完好的活态样本。今邱志荣、陈建木君联袂编撰《上虞运河史》，钩沉稽古、缀辑成篇，实为运河文化研究之一大事。

浙东运河之兴，始于越邦。春秋之时，句践卧薪尝胆，命范蠡凿山阴故水道，贯通若耶溪与曹娥江，遂成“山会平原水网之纲”。上虞地处浙东运河中段，南倚四明，北临钱塘，萧绍平原与宁绍平原在此衔接，曹娥江、姚江于此汇流，独特的山水格局造就了运河“江、湖、海、塘、闸”一体的生态体系。自越国以降，秦汉置驿，汉筑鉴湖，唐拓海塘，宋兴航运，明清固防，近现代整治，当代申遗，上虞运河始终承载着水利、航运、经济、文化多重使命，成为绍兴“江南水城”的核心支撑，亦为华夏运河文明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2025年11月孙福轩率浙江大运河研究院同仁在上虞驿亭五夫坝考察

《上虞运河史》之编撰，历时数载，征引繁富，体例精当，其特色吾读之以为有三。

其一，体例之善，在纵横交织。全书以时间为经，自海侵海退形成的山水大势开篇，历经越国、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诸时期，脉络清晰地勾勒出上虞运河从起源、发展、繁荣至转型的完整轨迹；以空间为纬，详考运河河道变迁、水利工程、港口码头、航线网络，兼及沿线城镇、物产贸易、文化遗存，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宏观叙事与微观考证熔于一炉。纵向观之，可见运河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历史节律；横向察之，能览运河与区域共生共荣的生态图景。此种“经纬交织”之体例，既避免了编年体之冗杂，又克服了纪事本末体之割裂，使千年运河史脉贯通、肌理分明。

其二，资料之富，在挖掘精深。编撰者秉持“无征不信”之原则，上溯考古遗址，下及方志档案，旁征诗文碑刻、口述史志，网罗宏富，考辨精严。书中对余姚低塘贝壳层、鉴湖湖底两层泥煤、崧北河三号闸等遗存的考证，填补了早期运河文化研究的空白；对四十里河、虞余运河、萧绍海塘等工程的文献辑录与实地勘察，厘清了诸多历史悬疑；对李白、杜甫、元白等文人墨客行迹的梳理，再现了“唐诗之路”与运河的深厚渊源；对近代运河船舶、造船工艺、沿线商号的记载，保存了珍贵的民俗经济史料。尤为难得者，书中收录了大量地方档案、碑记拓片、老照片等一手资料，其中部分文献系首次公开，为运河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史料支撑，彰显了编撰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精神。

其三，立论之高，在理实相济。全书不仅是史料的汇编，更蕴含着较为深刻的理论思考与现实观照。编撰者既深入剖析了上虞运河作为“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中国保存最好的运河段落之一”的历史价值，又系统阐释了其在促进农业重心南移、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地域文化中的核心作用；既总结了越国水利航运“综合规划、建设神速、技术先进”的历史经验，又探讨了当代运河整治、申遗保护、生态修复的实践路径。书中对运河与绍兴黄酒、青瓷、茶叶等特色物产的关联进行分析，对春晖名校、东关街市等运河文化地标形成的研究，以及对“五水共治”“美丽河湖”建设与运河保护传承关系的论述，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

孙福轩率团体考察驿亭坝

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为区域运河史研究的“首发之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长期以来，大运河研究多聚焦于京杭大运河主干线，对浙东运河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而上虞段作为浙东运河的核心节点，其专题史著更为阙如。《上虞运河史》的出版，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上虞运河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不仅填补了区域运河史研究的空白，更为全国其他地区开展区域运河史编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既深入挖掘上虞运河的独特性，又折射出浙东运河乃至中国大运河的共性特征，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当然，金无足赤，书无完书。限于运河史研究的复杂性与资料获取的难度，本书亦有可商榷与完善之处。例如，对部分先秦时期运河起源的考证，因考古资料有限，尚存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对运河与周边区域文化交流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与浙东其他府县乃至与江南运河、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维度；对当代运河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开发等新业态的论述，可结合最新实践补充深化。然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并非本书之弊，实为区域史研究之常态，亦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

运河兴则国运兴，运河盛则区域盛。当今之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浙东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保护、传承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上虞运河史》的出版，不仅为我们了解上虞运河的千年变迁提供了权威文本，更为绍兴乃至浙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与智力支持。希望本书能激发更多学者关注浙东运河、研究区域文化，也期待编撰者能精益求精，不断完善补充，使这部著作成为运河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愿上虞运河之水长流，文明之光永续；愿大运河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为序。

2026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