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周显

我在小学开始看报纸，第一份是《明报晚报》，目的不是看新闻，而是追看金庸小说的修订版连载，每天三千字，看得十分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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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时，开始看《明报》，主要看专栏和金庸的社论。中三时，偶有投稿到“自由谈”，一篇稿费50元，收稿费时，人们看到我个子小小的，大感惊奇。

大约是在预科时，开始看《信报》，主要当然是看林行止的社论。老实说，林行止社论的难度是比金庸高出不止一个层次，皆因金庸是传统文人，用的是文史哲的功底，林行止却加上了经济学理论，而在当时，这应该是凤毛麟角的才能，再说，他的文史哲功底也有一定的水平，因此在当时，的确是“香江第一健笔”，当之无愧。

那时候的社论作者，用的角度都是忧国忧民的文人，但在林行止的笔下，却赞扬资本主义，简单点说，就是国难当前，也是冷酷的分析当前局势，甚至是讲到在当前的局势中如何求生、如何赚钱，这在当时的环境，观点是耳目一新。当然不消说，他的文笔是金庸以下最好的，但金庸却没有他的经济学知识。

大学时，我很记得他的一篇社论，指要在大屿山开赌场，就是在当时，我也觉得不可能，但却觉得大有创意。事实上，当时看的《信报》社论，很多都不同意，但却觉得创意十足，观点很多时出人意表，这就是张五常说的(大意如此)﹕你就是不同意我的观点，也不能不承认我的说法很新奇。

不过，林行止的社论，最主要还是“参考”《The Economist》的文章，这在民智未开的七、八十年代，看《Time》已算是知识分子了，而看《The Economist》简直是先知了。这里先不说他的立场，其实大错也有不小。

金庸当然是最有眼光的人，有眼光得看出当年只是小工人的林行止的潜质。当金庸退休后，最有眼光的就是林行止，当年发掘出张五常、陈新燊，率先推介佛利民等等，《信报》一度成为少林寺。《明报》却走了大路市场，报导尽量中肯翔实，赚大钱，吃大茶饭，而《信报》则是niche market，只是给社会中最有实力的人看，著重的是评论，和《明报》是两种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