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上海警备区党委会上，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水清面对一屋子军队干部，谈起了一个敏感问题：军队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讲，敢不敢讲。
会前，秘书曾委婉提醒他，上海情况复杂，讲话最好谨慎，能不讲就不讲。李水清没有回避，只说：“既然请我来，就要讲几句。观点总得亮出来。”
这句话背后，并不是一时冲动。
当时的上海，政治气氛格外紧张。马、王、徐等人掌握着重要权力，地方事务与军队工作之间，常常出现不寻常的交叉。上海警备区虽然接受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力量却试图越过正常程序，直接对警备区发号施令。
警备区与省军区属于同级单位，上海警备区也有自身的组织系统。可在那段特殊时期，军队系统的正常边界屡被冲击，谁来讲话、谁能决定、谁必须服从，往往不再只是制度问题，还牵扯着复杂的政治压力。
李水清对此并非毫无察觉。
南京军区领导层同样知道上海的特殊处境。廖汉生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期间，身体曾出现严重问题，在军区治疗效果不理想。有关方面曾考虑让他去北京，也可以留在南京，并不愿意让他前往上海，原因并不难理解：那里医疗条件虽好，但政治牵连也多。
后来，李水清力主把廖汉生送到上海治疗。上海的医疗条件确实较为先进，廖汉生最终转赴上海。丁盛身体不好时，也曾遇到类似的安排与顾虑。由此可见，上海并非单纯的医疗地点，在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政治信息高度集中的地方。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方面多次邀请李水清到警备区讲话，才让秘书格外担心。对方打着研究军队工作的旗号，实际意图究竟是什么，谁也不敢轻易下结论。李水清若在会上发言，内容一旦被截取利用，后果很难预料。
但他还是去了。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把讲话变成空泛的表态，而是把矛头对准了一个此前已经引发争论的问题。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队整顿，曾概括军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等问题，意在纠正编制臃肿、纪律松弛、骄傲自满和铺张懒散等现象。
这场整顿触动了不少积弊，也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到了1976年，军队整顿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在这种背景下，李水清在会上直截了当地问：军队这些年到底有没有“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过去的优良传统，是不是确实丢掉了不少？
话不长，分量却很重。
他没有刻意点名，也没有把矛头指向某个具体人物，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明确表态。否定军队存在问题，等于为整顿翻案；承认问题存在，则意味着不能把整顿简单说成“右倾”。
会场上的气氛，想来不会轻松。有人担心，有人沉默，也有人在判断这番话会被怎样传出去。秘书后来整理了讲话记录，送给廖汉生审阅。廖汉生看完后，只评价了一句：“讲得好！”
这句肯定十分关键。它表明，李水清的发言并非个人意气，而是与军队内部要求维护纪律、恢复传统、纠正作风的认识相呼应。军队能不能正视自身问题，关系到的并不只是几项规章，而是指挥秩序和战斗力。
上海方面得知讲话内容后，显然不会毫无反应。可上海市委与上海警备区之间，即便存在地方与军队双重领导关系，也不能据此把南京军区纳入地方指挥体系。南京军区有自己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程序，上海方面若有意见，只能逐级反映，不能直接处理一名大军区副职干部。
材料中提到，相关情况后来需要上报，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处理。只是局势变化太快，他们尚未来得及采取进一步行动，1976年10月，“四人帮”即被隔离审查并逮捕，事情也随之失去了原先的政治背景。
李水清的经历还有另一面。军队高级干部并非没有过失，也并非每一次判断都正确。他后来曾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山东王效禹等问题作过检讨和道歉。这种态度，和他在上海警备区党委会上坚持讲真话，并不矛盾。
一个人可以承认过去的错误，也可以在关键时刻反对错误的方向。1976年那场讲话，留下的正是军队内部一名高级干部对整顿、纪律和传统的明确判断。它没有形成轰动的公开文件，却被记录下来，并得到廖汉生三个字的评价：“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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