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上海丁香花园，58岁的陈赓大将正在养病。按中央安排，他本该远离繁重工作，却因为一份作战经验整理材料，再次投入案头。短短数日后，心脏病突然发作，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将领，没能再走出房门。
陈赓的病，并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现。战争年代留下的伤势，早已埋下隐患。南昌起义期间，他左腿中弹，险些面临截肢；后来在上海被捕，又遭受严刑拷打。这些经历没有立刻夺走他的行动能力，却长期损耗着身体。
他很少把伤痛挂在嘴边。
熟悉陈赓的人都知道，他性格爽朗，见面总是笑声不断。可乐观并不等于没有病痛。许多时候，他只是把不舒服压下去，继续处理眼前的工作。对革命干部来说，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可以停下来，国家建设同样需要大量精力。
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期间，陈赓承担的任务尤其繁重。学校初建，师资、专业、设备和管理制度都要从头谋划，他几乎事事过问。心绞痛发作时，他常常只是服药缓解，稍有好转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这种硬撑终于出了问题。
一次工作中，陈赓突发心肌梗死，紧急送医后经过连续抢救才脱离危险。医生检查后认为，他的心脏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不能再按照正常干部的工作强度生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多次劝他休养，把手里的事务暂时放下。
陈赓却不愿意接受“退下来”这个说法。住院数月后，他便要求出院。妻子傅涯清楚，丈夫表面上精神十足，实际上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有一次谈到病情，陈赓罕见地说：“我可能撑不住了。”
话说完，他第二天照样投入工作。回到家里，还故意笑着说：“你看，我陈赓又活着回来了！”
1959年，陈赓再次发生严重心肌梗死，中央不得不出面干预，要求他停止工作、安心治疗。彭德怀曾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劝他不要逞强。陈赓急得直抱怨：“国家建设正忙着，我怎么能闲在这里？”
后来，毛泽东也明确告诉他，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休息。面对这样的安排，陈赓只能暂时服从。可对一个几十年习惯了冲锋和操心的人来说，安静养病本身就是一种煎熬。
1961年初，考虑到北京冬季寒冷，不利于陈赓恢复，中央安排他和傅涯前往上海疗养。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是陈赓的老战友，对他的身体十分关心，常到丁香花园探望。环境换了，气候暖了，但陈赓并没有真正闲下来。
他在上海有许多老朋友，来往应酬不断；熟人见面，也总要谈工作、谈军队、谈学校。陈赓嘴上答应休息，脑子却始终没有停过。病中的他，仍然把自己当作一名可以继续承担任务的干部。
转折出现在一项整理工作上。
1961年春，中央曾要求一些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整理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经验，为编写军事资料和培养后人提供参考。考虑到陈赓病情严重，相关方面实际上并不希望他承担这类耗费心力的工作。
问题在于，这层限制没有及时传达到上海的有关方面。
上海警备区一位副司令员与陈赓关系密切，前去探望时，听说他因长期休养感到无聊，便谈起了整理作战经验的事情。陈赓一听是中央部署，立即来了精神。对他而言，这不仅是写材料，更是把一生的战斗经验留给部队和学生。
副司令员出于好意，很快把有关文件和材料送了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热心最终成了危险的诱因。陈赓拿到材料后，马上恢复了熟悉的工作状态，伏案思考，连续书写，完全忘记了医生关于休息的叮嘱。
他原计划整理数章内容，刚完成第一章，身体便再次发出警报。医护人员赶到后全力抢救，但多年旧伤、反复发作的心脏疾病以及突然增加的工作负担，已经让他的身体难以承受。
1961年3月16日，陈赓病逝于上海，终年58岁。
消息传开时，正在上海疗养的李克农久久没有说话。工作人员端来酒，他望着酒杯，突然将杯子摔在地上，说：“陈赓不在了，喝酒还有什么意思！”
那名警备区副司令员并非有意让陈赓劳累，他只是不了解中央对陈赓病情的特殊安排，也低估了这位老将一旦接触工作的执着。遗憾的是，一次出于友情的探望，一份本想帮助他的材料，竟成为陈赓生命中最后一段工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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