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王福民在一次送餐途中受伤，维权时遭冷遇，他提起诉讼，又牵出一系列突破他认知的问题：自己曾经随手点了“同意”的，是使他成为平台“众包骑手”的众包协议；为他提供薪水、投保的，则是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历经多次更换；平台的算法掌握着对他的奖惩权，但当他主张权益时，平台似乎隐身了……

澎湃新闻9月20日刊发的报道《谁是我的“老板”？求解骑手伤残赔付之困》，揭开了很多众包骑手面临的身份和权益困境。

目前，各平台上的骑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接受站点管理的“专送骑手”，二是可自主安排时间的“众包骑手”。一般来说，前者属于考勤规范的稳定劳动力，后者则是一种自主接单的灵活劳动力，主要是发挥运力补充作用。

对平台而言，通过加盟商、代理商层层分包配送业务，仅对合作方进行业绩考核，既能降低管理成本，实现轻资产运营，也放宽了行业准入门槛，给了灵活就业人群更多的选择。客观来看，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与外卖行业的特点相匹配，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说是平台、加盟商与骑手的共赢，有其现实合理性。

但是，层层分包的用工框架下，劳动用工关系及其对应的权责边界也被进一步模糊化。如王福民平均两个月换一个名义上的发薪主体，就是一个典型注脚。这种状态带来的权益隐患，在正常情形下可能不会凸显。但一旦发生骑手出现伤残等重大伤害事故，用工责任主体不明和权责模糊的弊端就可能直接暴露，很容易引发权益纠纷。

应该说，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推行，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生。它打破了传统工伤保险必须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的限制，由平台按单缴费，可为众包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基础伤害保障，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带来的保障空白。但问题在于，相较于一般的工伤保险，新职伤保障待遇标准更低，覆盖范围也更窄，如不支持包括长期护理在内的大额项目赔付。这就意味着，依然还是有一部分权益保障处于悬置状态。

像王福民这样在受伤后想要领取伤残补助，却发现没法弄清楚究竟“谁是老板”的现实，也说明仅靠新职伤保障无法完全保障好众包骑手的权益。针对这一现实，至少还有三大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其一，层层转包模式下，骑手与转包企业之间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定性？据有关机构收集的230份法院穿透之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例，各地法院倾向于把平台下游的二级商户认定为用人单位。那么，这种认定是否只能遵循司法惯例，还是应当有明文规定？

其二，平台作为实际利用算法派单的主体，即便是众包模式下，用工责任是否真的能够隐身？转包分工是否可以成为平台规避法定责任的合法手段？

其三，对于不同类型的众包用工模式，是否该有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当前各平台衍生出同城兼职、社会兼职、供应商兼职、全日制专职、非全日制专职等五花八门的用工名目，这些模式之下的劳动者，权益边界和责任主体到底该如何区分？

用工模式创新，固然是市场内生活力的重要体现，但劳动者权益和各类用工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必须清晰。各类模式创新，都应当把劳动者权益纳入考量，而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目的。

一个规模上千万的就业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容易被困在“老板是谁”里，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外卖行业发展到今天，需要彻底正视这一现实了。它关系到这部分劳动者的切身权益，也事关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法律、监管与平台方，都需要有更多的探索。问题越复杂，越需要及早行动。

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