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延安街头，杨得志路过一家理发店时，忽然停下了脚步。店门口，一个年轻学徒正低头忙活，身影消瘦，动作却很利落。杨得志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喊道：“调皮鬼，你怎么在这？”
学徒猛然抬头。
两个人四目相对，朱道东先是一愣，随即眼眶发红。他放下手里的工具，快步走到杨得志面前敬礼。杨得志没有多说，伸手把这个失散多年的老部下紧紧抱住。
这个称呼，只有他们两个人明白。
朱道东出生于1917年8月19日，江西瑞金武阳镇下洲坝村。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改嫁，他很小便失去了家庭依靠。为了活下去，朱道东拜师学习理发，背着理发箱走村串户，换取一口饭吃。
那时候，理发匠的地位并不高。学徒不仅要干杂活，还要承受师傅的严厉管束。一次外出理发时，他不慎丢失了一把剃刀，师傅震怒，拿竹枝狠狠抽打他。年幼的朱道东遍体鳞伤，却没有被打垮，反而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自己不能一辈子困在这样的命运里。
1931年2月，在同村党员谢雨介绍下，尚未满14岁的朱道东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少年识字不多，个头也不高，但反应快、胆子大，部队很快发现了他的长处。
他被编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1933年冬，杨得志把他调到身边担任通讯员。朱道东年纪小，性格活泼，行军打仗时却十分机警。杨得志有时嫌他顽皮，更多时候是把他当作弟弟照看，于是“调皮鬼”这个称呼便留了下来。
战场上的通讯员，绝不是传话那么简单。
在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中，朱道东多次往返于指挥位置和一线部队之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高兴圩、狮子岭一线苦战，部队伤亡严重。朱道东亲眼见到战友倒下，也逐渐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真正的战士。
长征途中，他经历过更加凶险的时刻。1935年初，红军向乌江方向推进，朱道东所在部队奉命抢占渡口。贵州冬季阴冷多雨，道路湿滑，战士们连夜赶路。战斗打响后，他在传递命令时被子弹击中右手手腕，伤口血流不止，却仍坚持到部队压制住对岸火力。
渡江没有船，部队只能设法制作竹排。第一批八名战士乘竹排突击，途中被急流吞没，全部牺牲。战士们悲痛不已，但没有停下。第二批竹排加装扶手，改换渡点，终于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同年5月，红军抵达安顺场。部队经过长途奔袭，夺取了一条敌军留下的船。次日拂晓，17名勇士乘船强渡大渡河。朱道东没有站在后方等待消息，他和战友们一起投入战斗。那些生死关头，也让杨得志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调皮鬼”的坚韧。
抗战开始后，部队整编，杨得志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朱道东则留在基层部队。此后，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并在甘泉西北山岗作战中负伤。1943年，他又被子弹击中颈部，伤势使身体长期虚弱。由于旧伤反复，组织安排他退伍，到延安一家四川人开的理发店谋生。
对朱道东来说，这不是普通的谋生。
他曾经在理发店里受尽打骂，后来又在枪林弹雨中当过红军通讯员。如今重新拿起剃刀，多少带着命运兜转的意味。他大概没有想到，昔日首长会在街头认出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次偶遇会改变他的人生方向。
杨得志了解情况后，帮助他重新回到部队，担任师政治部青年干事。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朱道东随部队参加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在清风店战役中承担宣传和组织工作。杨得志指挥部队围城打援，战斗持续约30小时，国民党军第三军被歼灭，朱道东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遗憾的是，旧伤很快再次发作。1948年初，他被留在湖北一带的地方游击队养伤。一次敌军突袭村庄，游击队遭到包围，朱道东藏进厕所旁的草木灰堆，躲过搜捕。身体稍有恢复后，他穿着便衣，背着破被子，辗转渡过长江，经九江、宁都，回到了瑞金老家。
1949年8月，解放军南下部队抵达瑞金。朱道东立即向部队介绍当地情况，协助组建武阳区中队，参加剿匪反霸。可由于他不识字，个人经历材料几经转交后遗失，革命身份始终没有及时落实。
直到1970年，在老战友帮助下，朱道东再次联系到杨得志。杨得志听到“调皮鬼”三个字，确认了这名老通讯员的身份。那份迟到了多年的证明，终于补上了。
2011年，95岁的朱道东卧病在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听力也几乎丧失。有人提起往事，他仍会断断续续讲起长征、渡江和杨得志。说到那个熟悉的称呼时，他往往停顿很久，像是在回忆延安街头那次突然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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