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清晨，广西凭祥、云南河口一线，解放军炮兵开始向越南北部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几十万部队分头越过边境，战事由此展开。对于这场持续不到一个月的战争，最受争议的并不是胜负，而是解放军究竟付出了多少伤亡。
这场战争并非突然发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长期支援越南抗法、抗美。1950年以后，中国向越南提供武器、物资和训练帮助；越南战争期间，中国还派出高炮、工程、铁道等部队赴越执行任务，承担防空、修路、运输等工作。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国内排斥华侨，边境冲突频繁发生；越南出兵柬埔寨后，又同苏联靠近，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压力明显上升。多次交涉未能解决问题，战争最终爆发。
中国方面把这次行动定性为自卫反击，作战目标也不是长期占领越南，而是打击其边境军事力量，摧毁重要据点和交通设施，随后撤回国内。东线广西、西线云南同时展开行动，战场覆盖高平、谅山、老街、柑塘等地。
越军并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经过多年战争，越南基层官兵熟悉山地作战，边境地区又修筑了大量工事，村落、竹林和丘陵彼此相连。解放军虽然拥有较强的炮兵和装甲力量，但部队多年未经历大规模实战，对热带山地环境并不熟悉。
有参战人员回忆，战斗初期最明显的问题不是没有勇气，而是协同不够顺畅。不同部队临时合编，通信、道路、后勤之间衔接不紧，部分武器装备也暴露出平时保养不足的毛病。许世友后来谈到南方作战时曾说：“没有打过嘛！”这句话，点出了经验不足的现实。
2月17日开战后，解放军进展并非一路顺利。高平、同登等地的争夺十分激烈，部队需要逐点清除工事，炮兵和步兵之间也在实战中重新磨合。越军大量使用苏式武器，并依托地形进行抵抗，给进攻部队造成了不小压力。
到3月5日，中国方面宣布达到预定作战目的，开始撤军。3月16日前后，参战部队陆续回撤至境内。这场战争时间不长，却集中暴露出部队训练、侦察、通信和后勤保障方面的诸多问题。
关于解放军伤亡数字，较常被引用的是总后勤部卫生部战后编录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卫生工作统计资料》。该资料记载，参战部队阵亡7814人，失踪955人，负伤23586人，战斗减员合计32355人。
这里必须分清概念。“战斗减员”并不等于全部阵亡，也不等于永久性伤亡。阵亡、失踪和负伤分别统计，其中不少伤员经过治疗后归队，部分失踪人员后来也可能得到确认。因此，不能把32355人全部说成“牺牲”，也不能把伤员数字简单理解为无法恢复的损失。
越南方面的记载，常被拿来与中国统计进行比较。1995年，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写出版《越南人民军50年（1944—1994）》，其中提到，1979年2月17日，中国投入“60多万军队”，在北部边境发动进攻，并声称越军消灭和重创中国军队若干团营，击毁、击伤大量车辆和火炮。
不过，战争史料中的数字往往带有立场。越南将中国参战兵力说成60多万人，与中国方面通常所说的投入规模存在明显差异；“消灭和重创若干团营”也属于战果表述，并不能直接换算成中国军队的实际伤亡人数。
有意思的是，越南这份军史并没有给出一个足以证明中国伤亡远超中方统计的数字。它更多是在说明越军抵抗的规模和战果，而不是提供完整的对手伤亡清单。用这类材料证明“中方严重瞒报”，证据并不充分。
解放军伤亡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越南军队有长期战争经验，边境防御准备充分；解放军则在较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部分部队以训练和生产建设为主。再加上山地、丛林、雨雾和道路条件，许多平时看不出的问题都在战场上集中暴露。
更值得注意的是，伤亡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战期。战斗前几天，部队对地形、火力配置和越军防御体系缺乏足够了解，损失相对集中。随着指挥协同改善、炮兵使用更加合理，作战节奏逐步稳定，部队也开始根据越军特点调整战术。
“为什么不一次打到底？”当时前线有人提出过类似疑问。中国方面的作战意图本就不是占领越南，而是惩戒性打击和边境安全行动。继续深入，既可能扩大伤亡，也可能引发更复杂的国际局势，因此在主要目标达到后撤军，成为既定选择。
这场战争留下的统计数字并不只有一个版本，原因在于统计口径、资料来源和时间节点各不相同。能够确认的是，解放军确实付出了较大代价；同样不能据此断言官方数字必然存在大规模隐瞒。越南军史中的“消灭”和“重创”，也不能直接等同于阵亡人数。
战事结束后，边境地区并未立即恢复平静。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中越边境仍有交战，轮战部队在炮兵协同、山地侦察、通信保障和战场救护方面不断积累经验。1979年的伤亡数字，正是在这些原始战报、卫生统计和双方军史的交叉比对中，逐渐呈现出较为接近事实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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