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年间，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准备商议招安，李逵当场嚷着反对，武松却只冷冷说了一句：“哥哥若要招安，须看朝廷是否真有诚意。”同样是顶撞，宋江对李逵可以呵斥，对武松却只能耐心解释。梁山的权力秩序，到了这几个人面前，往往就不太灵了。
宋江坐的是首领位置，吴用握的是谋划大权。可梁山并不是一块铁板，真正让他们忌惮的，不一定是官职最高、兵马最多的人，而是那些不容易被利益收买、不轻易受规矩约束的人。
公孙胜便是其中一个。
他在梁山的价值，并不只是武艺高强。高廉会妖术，乔道清能施法，普通头领即使拼命冲杀，也很难破解。征讨高唐州时，梁山屡屡受挫，最终仍要依靠公孙胜出手。对宋江而言，公孙胜不是寻常战将，而是关键时刻能够扭转战局的人。
更麻烦的是，公孙胜没有明显的软肋。他本是蓟州人，拜罗真人为师，重视道门修行，对金银、官位和山寨权力都没有太深执念。宋江擅长以情义和前程笼络人，却很难拿这些东西牵住公孙胜。
吴用同样不愿轻易招惹他。吴用曾参与晁盖与宋江之间的权力转折，公孙胜与晁盖关系深厚，对此自然不会毫无芥蒂。一个看透权谋、又不贪恋权位的人，往往比单纯的猛将更难对付。吴用可以算计许多人，却不能保证公孙胜会按照他的棋路走。
燕青的特殊，在于他把许多本领集中到了一人身上。俊秀、机敏、武艺不差，还精通乐器、歌舞和各地方言，办事懂分寸，说话知进退。梁山好汉大多擅长厮杀，燕青却能出入不同圈子，处理那些刀枪解决不了的事情。
梁山寻求招安时，东京的李师师成了重要关节。她见惯达官显贵，不是随便送些金银就能打动的人。燕青奉命与她接触，凭借谈吐、才艺和观察力取得信任，后来又在宋徽宗面前传递消息。此事未必能单独决定招安结果，却足以说明燕青有梁山难以替代的作用。
但燕青并不真正听命于宋江，他认的是卢俊义。征方腊结束后，燕青看出功名难保，劝卢俊义一同退隐，卢俊义没有答应，他便留下书信，独自离开。没有请示，也没有争辩，更没有向宋江告辞。这样的选择，正是宋江管不住他的原因。
吴用设计卢俊义时，燕青早已看出其中破绽。他曾讥讽道：“若我当时在家，三言两语便能盘倒那先生。”这不是普通的抱怨，而是对吴用谋略的直接拆台。吴用若把燕青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稍有不慎，反会把自己的计策暴露出来。
鲁智深则靠一身硬骨头立在梁山。此人不爱绕弯，更不习惯忍让。拳打镇关西时，他是提辖，知道打死郑屠会惹来祸患，却仍然出手；在五台山出家期间，他喝酒吃肉，大闹山门，也说明清规戒律很难真正束缚他。
所以宋江面对鲁智深，只能讲道理、说情分，不敢摆出首领架子。鲁智深若认定事情不公，根本不会因为一句“顾全大局”便收手。吴用善于布置圈套，却不愿把圈套用在鲁智深身上，毕竟一个书生军师，实在承受不起鲁智深当面发作。
武松的难管，和鲁智深相似，却又不同。鲁智深是直冲直撞，武松则更冷静，也更记仇。他可以接受恩义，却不能接受被人拿权力压服。张都监陷害他之后，他从飞云浦杀出，再返孟州报仇，行动果断，没有给对手留下回旋余地。
桃花山聚义时，武松和李逵都反对招安。宋江对李逵施以重罚，甚至让人拖出去问罪；面对武松，却选择解释安抚。宋江明白，武松不是李逵那种靠训斥便能控制的人。对武松用强，只会把旧日的情义迅速变成新的冲突。
武松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逢人便杀，而在于他认定目标之后极少动摇。西门庆、蒋门神、张都监等人先后成为他的刀下之鬼，连曾让他动过情的玉兰，也因参与陷害而被杀。吴用若要算计武松，必须承担计策败露、关系决裂甚至当面冲突的风险。
这四个人的共同点很清楚：公孙胜不恋权，燕青不受控，鲁智深不畏事，武松不受辱。他们并非没有缺点，却都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梁山这套权力秩序里。宋江可以号令大多数人，却很难号令他们；吴用能够设计局势，却未必能设计他们的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公孙胜最终归隐修道，燕青悄然远走，鲁智深在六和寺圆寂，武松断臂后出家。有人离开得早，有人看破得晚，有人以另一种方式结束江湖。梁山散局之后，真正没有被功名彻底吞没的，恰恰是这些不肯把自己交给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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