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刚被集中管理不久，便发现这里的“同学”并不好惹。院子里住着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也有军统、保密系统的头面人物。过去在外面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到了这里，身份仍在，权力却已经被彻底收走。
管理所里的冲突，往往不是简单的拳脚问题。有人仗着旧日资历说话，有人依靠军队系统的威望撑腰，也有人曾经靠刑讯和暗杀成名。真要动手，看的不只是胆量，还包括对手的地位、同伴的数量，以及旁观者愿不愿意出面。
沈醉回忆，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性情强悍，曾经因为争执，突然打了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个耳光。黄维是黄埔系高级将领，军中资历很深，这一巴掌在管理所里引起了不小震动。
董益三事后受到批评，却没有遭到严厉惩处。原因并不复杂，他在管理所中表现积极，还担任过小组负责人，平时说话办事也比较强势。这样的经历，使许多人不愿意轻易招惹他。
沈醉对此颇有戒心。有人谈到董益三时，他曾放话：“谁要是打我，我就还他两下。”话说得硬，真正面对面时却是另一回事。沈醉还曾送给董益三一整条大前门香烟，对方只拿走一支，剩下的全部退了回来。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沈醉在军统内部确实以敢做敢为著称，也参与过不少行动，但在功德林，他并没有真正留下与人斗殴的记录。嘴上不服输，和拳头真能落下去，是两回事。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常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三人中，沈醉年龄较轻，却最懂得周旋。他经常到各处串门，与不同系统的战犯交谈，尽量减少矛盾。徐远举和周养浩则显得更为孤立，尤其是他们过去负责肃反、侦缉和审讯，许多人对其并无好感。
有意思的是，关于周养浩拿板凳打人、与郑庭笈发生激烈冲突的说法，更多见于文学作品和影视演绎，不能直接当作确凿史实。周养浩、徐远举确实以审讯地下工作人员手段狠辣而闻名，但这种“凶狠”主要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审讯场合，并不等于他们擅长与高级将领正面格斗。
一次冲突中，周养浩和徐远举曾对沈醉发难。沈醉没有还手，宋希濂出面制止，事情才没有继续扩大。宋希濂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军中威望远非普通特务头目可比。只要他愿意出面，周围很快就会有人站到他一边。
因此，徐远举和周养浩即便气势汹汹，也很少真正去挑战那些资历深、部属多的高级将领。他们在旧系统里掌握过审讯权，却不意味着在所有人面前都有硬碰硬的本钱。
五个人中，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文强。文强早年参加过革命活动，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进入军统系统。抗战时期，他曾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等职，并在194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与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相比，文强在军统中的资历和层级都更高。
徐远举后来能够接任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北方区区长，正是因为文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论组织资历，徐远举实际上接的是文强留下的位置，而不是与文强平起平坐。
文强不仅地位高，个人经历也相当复杂。早年被捕期间，他曾在监狱中制服过一名江湖人物；在黄埔军校求学时，也与同学发生过冲突。有关这些往事的细节，主要来自回忆材料，部分情节存在不同说法，但文强敢作敢当、性格强硬，却是许多旧日同僚共同提到的特点。
据沈醉的说法，军统系统中真正能够与文强在资历上相提并论的特务头目并不多，康泽算是其中之一。不过，康泽虽有“特务头子”的名声，在功德林留下的具体冲突记录，却没有董益三打黄维那样鲜明。
若只按公开回忆中的实际表现排位，文强可以列为第一。他既有中将资历，也有长期从事情报、肃奸和地下斗争的经历，性格又强硬。董益三凭借打黄维的明确记录，排在第二比较稳妥。
第三的位置，沈醉比徐远举和周养浩更合适。他确实参与过军统行动，也接触过枪械、爆炸和抓捕任务，虽然没有在功德林公开斗殴，却不能因此抹掉他的行动经历。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强悍，更多依附于职务权力，离开审讯室以后，实际战绩并不突出。
所以，若以“敢不敢动手、是否有实战经历、能否震住同级人物”三点衡量，次序大致可以排成：文强第一，董益三第二，沈醉第三，徐远举第四，周养浩第五。这个排法不是武术擂台上的绝对结论，而是根据军衔、履历和回忆材料中的冲突记录作出的比较。
功德林里真正让人忌惮的，从来不只是拳头硬。一个人的旧日地位、办事手段、军中关系和性格脾气，都会成为别人判断是否敢惹他的依据。沈醉懂得退让，董益三敢于出手，文强则兼具资历与硬气；至于徐远举、周养浩，更多时候只能把锋芒留在过去的审讯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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