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没有短剧和短视频，但迷茫、叛逆、寻找自我——那一代的年轻人有着与今天相似的困惑与困境。
2026年8月，著名诗人翟永明的新书《旧酷年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毕竟流行去》《写真留影记》《少年杂读记》《看电影记》《川菜小记》等十五篇散文，翟永明以诙谐流畅的笔致，书写青春时代的服装、电影、阅读、美食、友情与爱情。作家梁鸿评价说：“这既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翟永明，四川成都人，著名诗人。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98年在成都创办“白夜”酒吧及文化沙龙，将其打造为成都文化地标。著有诗集《女人》《十四首素歌》《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散文及文论集《纸上建筑》《天赋如此》等，电影编剧作品包括《蜻蜓之眼》，以及与贾樟柯合作的《二十四城记》。作品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曾获中坤国际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等多项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亦多次举办绘画与摄影个展。
从喇叭裤、“的确良”衬衫到坝坝电影，从手抄本到禁欲时期的爱情，《旧酷年华》是翟永明关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私人回忆录。那是一个充满压抑和禁忌，但又暗涌着个性与生命力的年代：院子里的女生把水红色的确良衬衫掖进裙子，在全国统一的灰蓝绿色调中显得与众不同；下乡时，在《四川日报》的李记者指挥下一本正经地摆拍“学军”生活“大片”，那是上世纪70年代独特的“出片文化”；因为抵挡不住知识的诱惑，遇到一本好书就从头到尾抄录，传阅者们也相互引为知己；从小就是电影迷，有一次在八宝街电影院碰见开批斗会，被批斗的竟然是自己的荧幕偶像；文武路的川北凉粉、甜水面和鸡丝凉面，直到现在想起来也令人垂涎……书中配有数十幅翟永明的青春旧照、老电影海报与纪实摄影，仿佛将读者带回七八十年代的文化现场，目击时代的荒谬，以及个体不被驯服的尊严。
翟永明旧照：梳辫子的小时候。（出版社供图）
翟永明在序言里写道：“这本书中的文章，记述的是我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有些有趣，有些苦涩；还有一些，背后凝聚着一大堆悲苦。在我的经历中，记住的事，以不愉快者居多。也许，愉快的事，总是稍纵即逝，就像拓片的凸面，而悲痛，却像拓片的凹面，承载着最大信息量。这些文字的墨迹，通过凹凸的浓淡轻扫，纪录下过往岁月的沉淀。”
南都专访著名诗人翟永明
手抄本&接头暗号
相互借书的人后来成了闺蜜
南都：《旧酷年华》里有一篇《手抄本琐忆》很有意思。当时的手抄本现在还保留着吗？
翟永明：挺多的，现在可能都还有七八本。
南都：是从哪个年代开始流行抄手抄本的？
翟永明：从我上中学开始。首先文革期间根本就没有国外的书籍，都是大家互相借阅，借阅不到的时候，就会借朋友的手抄本，然后自己也想抄下来，尤其是诗歌。比如我最早那本手抄本抄的是普希金的诗。那个时候普希金的诗集也看不到，所以在同学或者朋友那里借阅到这个东西，就会把它抄下来。
在那个年代你比较不容易读到诗歌的时候，某一首诗你想反复阅读，手抄本就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同学之间也互相抄，手抄本他也借给你，你也借给他，相当于有了这个手抄本，你自己有了本诗集。
翟永明的文学手抄本。
南都：你抄的比较多的是什么类型，主要是诗歌？
翟永明：我抄的比较多的是诗歌，后来抄过一些诗论。最早大概上中学的时候，我开始是抄的《红楼梦》里面的诗词。因为也不可能把《红楼梦》从头抄到尾，就把关键的那一部分，《红楼梦》里面的诗歌抄下来，我记得我差不多把《红楼梦》里面的诗歌全都抄了一遍。但那本找不着了，很可惜。
事实上，我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相特别喜欢传阅这些书籍。在中学里读它们，也不说时髦，至少是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心照不宣的一种行为，好像是一个接头暗号似的，然后你就通过借这些书、读这些书，能找到你自己的朋友。我的闺蜜都是因为中学时候跟她们互相借阅书籍，最后成为闺蜜的。
那个年代没有当代文学，比较多能够接触到是的18、19世纪的古典小说，比如说《斯巴达克斯》《基督山恩仇记》，也都是属于比较不容易读到的。大概应该可能都是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但是在民间流传。
电影&峨影厂往事
因为“社恐”不敢面对镜头
南都：在峨影厂的是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还在电影拍摄现场的过场记。因为你从小就被人经常喊去当模特，有没有遇到过电影里饰演一个角色的机会？
翟永明：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有很严重很严重的社恐，我根本不能对面对镜头，像这样面对镜头在当时对我来说不可想象。确实也有导演来找过我，但是被我的社恐也吓退了，我也被他们吓退了。
南都：好可惜。你跟电影的缘分是从峨影厂开始的，你后来一方面很喜欢看电影，一方面还跟贾樟柯有过合作，我觉得这些事情跟峨影厂还是有一点渊源。
翟永明：其实我最早认识的艺术家是电影制片厂的美工。我有一次去旅游，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美工系的学生，他们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电影制片厂招的美工系。他们的美术系叫美工系，正好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就碰见他们，后来跟他们成为朋友，有一些通信。我在书里面提到，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一个学生分到我们峨眉电影制片厂，我第一次去峨影厂就是他就打电话让我找模特，就这样开始跟他们有一段渊源。
去做过场记以后，后来就跟他们那儿的一些演员有一些来往，有些就成为朋友了。
南都：为什么没有持续在那里工作，或者是参与电影制作？
翟永明：我当然想了。但人家那时候是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工作是国家安排，然后厂里面要有指标。
翟永明旧照：简爱与我。（出版社供图）
南都：很多年以后你跟贾樟柯的合作《二十四城记》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翟永明：贾樟柯一直说想要跟我合作，但没有合适的机缘。后来他正好要在成都拍《二十四城记》，他希望在里面加一些女性的元素，所以他就想到我。正好那段时间我也在成都，所以我们那次就算合作了一下。但是其实《二十四城记》主要还是他的制作，包括编剧也是以他为主，我可能在里面增添了一部分内容。
南都：哪些东西是你增添进去的？
翟永明：我们俩写剧本的时候，我在里面增加了一些女性的部分和诗歌的部分。因为那个电影本来就跟一般的电影不一样，它不是说要讲一个故事，它本来就是有点像口述史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把口述的那一部分又整理成一个有点像伪纪录片的感觉，口述的那些东西要重新整理。
南都：通过这次合作，有没有对电影制作有新的认识？
翟永明：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其实是看电影。我不是太想去制作它。
拍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的人际关系很复杂，需要你不断的投入精力去周旋各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不太适合，我比较适合的是我一个人做事情，比如说我画画、我摄影、我写作，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发现我不太适合跟别人合作。
南都：编剧也需要跟各个方面打交道吗？
翟永明：编剧当然也需要了。编剧得跟导演合作。我不知道现在的编剧怎么样，有的时候编剧其实是要在现场的，他要不断地改剧本。我和贾樟柯合作的那一次的方式不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跟徐冰合作《蜻蜓之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断地需要改。
南都：但是《蜻蜓之眼》是没有真人出演。
翟永明：你要把这些东西糅合成一个故事，那么剧本就会更重要了，而且它跟一般的写作方式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写出一个完整的剧本来，却不一定能找到镜头，那么有可能你中间写的那部分就浪费了，就不能要了，然后突然又有了新的镜头，等于新的素材，你又得根据新的素材重新写，所以挺费时间的。
《蜻蜓之眼》是有了很大一部分素材的时候，才开始从中找到一个故事。那一年我我基本上没做别的事情，就做了《蜻蜓之眼》。
南都：你对这个作品满意吗？
翟永明：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合作的作品，有的时候你就得服从于别人，要是自己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南都：所以电影这种艺术还是一个多方要妥协的艺术。
翟永明：对，而且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容易妥协的。因为我不是太喜欢跟别人发生纠纷。这个也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去做那种要跟别人合作的事情的原因。
南都：聊聊你的观影史，这本书里一开始就写到你小时候看坝坝电影，后来又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又在家里租碟看电影。从小的对这种电影的热爱是从哪来的？
翟永明：对电影的热爱可能是基因里面就有吧。首先我爸我妈就特别爱看电影，我们全家都爱看电影，所以从小好像一看电影就有点着迷了，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摆脱现实的方法。比如说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会忘记所有的生活中的烦恼，沉浸在虚构的场景里面。跟我阅读其实是一样的，我阅读也是因为阅读可以让我超越现实，可能那个时候有很多现实中非常棘手的问题，在阅读和看电影的过程中，你可以暂时忘掉你的痛苦也好，烦恼也好，不顺心的事情也好，所以它成为让你摆脱现实的一种方法。
最开始坝坝电影比较多，尤其农村那些地方基本上都是看坝坝电影，我下乡的时候也有这种坝坝电影，那会有什么下乡放映队，电影院专门组织下乡放映。
在电影这个事情上，我记忆力特别强，好像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一说到哪个演员演了什么电影，有什么情节，都记得特别清楚。也可能电影它是一个视觉的东西，比较容易直接地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对电影里面的内容总是记得很清楚，包括一些画面或者是包括电影的背景，有一点像电影研究者一样的，我如果看到一个好电影，除了欣赏之外，我还想去了解它的制作过程，还有它的背景。我比较喜欢跟朋友一起看电影，因为有的时候还可以讨论。
南都：曾经对你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导演或者影片有哪些？
翟永明：我觉得蛮多的。比如说塔科夫斯基，包括西班牙的阿莫多瓦，还有《地下》的导演、南斯拉夫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具体影响来说，我也不拍电影，但我写过一些关于电影的诗歌，而且我觉得可能不排除我的写作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电影的视角。
摄影&模特
摆拍是70年代的“出片文化”
南都：书里有一篇叫做《写真留影记》，写你从小到大经常被人抓去当模特，小时候拍过各种很奇怪的摆拍，包括一张擦枪的照片还登上了《四川日报》。过了很多年以后，你看到你小时候这些照片的感受是什么？
翟永明：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那种摆拍还挺有意思的。很多摄影艺术大师都采用摆拍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的摆拍肯定不是大师式的摆拍，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拍照样式。为什么当时流行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们使用胶卷，胶卷非常珍贵，像现在这样拍完后海选，拍100张，选一张最好的，在当时肯定不太可能。因为胶卷很贵，而且摁完快门以后也不能马上看到照片，要去冲洗。
所以可能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摆拍。摄影师把他的想法、构思先在场景里实现，包括一般的拍摄也会先把构图摆好了，然后再拍。这些照片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擦枪那张照片表现的就是80年代的新的大学生形象。
翟永明旧照：不爱红妆爱武装。（出版社供图）
南都：你自己后来也开始摄影了，你会采用这种摆拍的方式去拍人吗？
翟永明：有啊，我模仿弗里达的造型拍过一个系列。
当时我们那儿一个艺术家工作室要拆掉，工作室因为很久没住人了，它整个变得有点像一个废墟，我感觉特别像我去墨西哥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场景，如果拍一组跟弗里达有关的照片会非常有意思。当时我又刚从墨西哥回来，买了一大堆行头，都是南美的小玩意儿，包括一些服装，我就觉得可以摆拍一个弗里达的系列。大概那个地方我去了两三次，第一次先是在我们家拍的，但我觉得家里拍出来效果不好。后来第二次又去了一次，那一次就拍了自然环境，但是也不太理想，那天天气不太好。后来第三次我找了一个朋友，那天天气比较好，所以拍下来还不错。
南都：拍照时候你比较看重什么？
翟永明：构图、氛围，还有情绪。
南都：为什么扮成弗里达？
翟永明：装扮成弗里达来拍当然是我比较喜欢弗里达，另外我觉得弗里达也具有某种符号性，比如说只要把眉毛这样连起来以后，你就会自然地想到弗里达，当然也包括她的穿着打扮。所以我在墨西哥弗里达的纪念馆里面买的那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南美的服装、首饰和装饰品，我家里面一大堆。我到墨西哥的时候，发现弗里达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符号了，到处卖的都是与弗里达有关的装饰品。那会儿弗里达在中国还不是那么火，所以我买了一堆回来。这个系列里扮成弗里达那个人是我闺蜜。
南都：这张少女扮相的弗里达是找了模特来拍吗？
翟永明：不是。这个很偶然的，很有意思。我在去新疆的路上突然发现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我一看她两个眉毛就是那样连在一起的。
南都：新疆的小女孩在成年之前，眉毛是要被母亲这样画成这样的样式，用一种叫奥斯曼的植物颜料。母亲把她们的眉间距画得近一点，希望孩子以后不远嫁，常在身边。
翟永明：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我就拍了好多张那个女孩的照片。很像弗里达，我当时想，难道她们之间也某种共鸣的东西吗？弗里达的眉毛天生的，但眉间距比较窄，她画画的时候就强调了一下，把它们连在一起了。
南都：为什么不拍你自己？
翟永明：我不是太习惯自己架着三脚架拍，包括连自拍相机我都拿在手上的。我用的单反很重的，架在三脚架上我总觉得不稳。所以我有很多自拍都是自己拿着相机拍。
南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拿起相机，比较正式的去拍这些东西的？
翟永明：应该是2006年左右。我其实很早就跟我们成都的摄影师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我在成都认识最早的是一群摄影家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要拍，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技术性的东西。第一是那个时候也不容易有一台相机，第二是有了相机以后各种技术性太强了，比如说你要掌握照相机的各种性能，各种参数，我就很烦。再加上后期还要去暗房里面洗印，就更麻烦。所以之前我虽然很喜欢摄影，但是从来没有尝试。
一直到有了数码相机，大概应该就是2006年，我一个朋友送了一个二手的索尼单反相机，正好我要去墨西哥，我就背着沉重的索尼单反照相机去了。那个时候体力还行，我拿着去拍了很多照片。
南都：拍照谁都会拍，但是很多时候拍出来也没有艺术性。你有没有经过一个探索的阶段？
翟永明：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摄影作品，我看了很多，关注很多，也有一些摄影家的朋友，可能在我的理念里面有一整套对于摄影的看法。所以我开始拍的时候，只要我掌握了怎么拍，我觉得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一种风格。
南都：你比较喜欢拍风景静物还是拍人？
翟永明：我比较喜欢拍人。我觉得人是千变万化的。风景比较有一点单调，当然也不是说拍不出很好的风景来，但是要拍风景，你就必须走到那个地方去，你要走到不容易看到的那种风景中去，才能拍出很有意思的风景来。我又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就喜欢宅在家里面，所以我就喜欢拍周围的人。有一段时间我老拿着相机跟朋友见面，我拍了很多作家。
南都：跟王寅一样。
翟永明：有一段时间我跟王寅一起去新疆开会，我们俩成了“竞争对手”。因为突然看到一个风景挺有意思，正要拍，他也出现了。我就不喜欢拍跟别人一样的，一看他来了我赶紧走掉。
南都：我现在觉得摄影师要拍到好的人物照片其实不容易，尤其是街拍的话不太容易。
翟永明：我很早就受到“街拍”这个理念的影响，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就有朋友就跟我讲，金斯伯格晚年喜欢拍照，他拿着一个自动的照相机在大街上走。可能那个时候美国人也不能怼着脸拍了，他就在那拿着相机晃荡过去，也不对着人也不拿起来，偷偷地拍。他还是能拍到好的照片，总之他能够选片。后来我记得我回来以后还讲给一个摄影家朋友听，那个时候在中国好像没有这么前卫的拍摄方式，他挺震惊的，有一段时间也开始那样拍。
南都：摄影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沉潜的领域，你后来为什么又开始画画呢？
翟永明：如果没有偶然的机会，我可能就一直拍照片，可能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我的摄影拍下去。当然我现在偶尔也拍。
很偶然一个机会，让我开始画画了。我以前从来没有画过，我一下就沉溺进去了，感觉好像更自由，就觉得画画比拍照还自由，因为什么？我也不用跑很远的地方，或者不用拿着一个相机到处跑。
我还是一个社恐，拿着一个相机到处举来举去，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画画特别自由，在家里面，跟写作一样的是一个非常私密的方式。再加上我本来也挺喜欢艺术，但是从来没有画过，一旦发现还可以画，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美食、服装及其他
班长说：“你有点小资情调。”
南都：我们再讲回《旧酷年华》这本书，那里面有几篇写到了四川的美食。你觉得哪些美食比较能代表四川人的性格？
翟永明：能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肯定就是火锅，但我书里没写。因为我写的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对美食的印象。那时候还没有火锅，我记得有火锅是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刚开始火锅就是一个小的锅里面放一些辣椒、调料跟豆瓣酱，当然现在发展得很厉害了，成为四川的美食名片。
南都：你比较拿手的川菜是什么？
翟永明：只要一出国，我就变得很勤快，我就想自己做菜，我在成都的时候还比较懒。但我现在又比较勤快，因为我知道不能老吃外卖。我以前出国，我老带着花椒、郫县豆瓣豆瓣酱和辣椒，每次我都要做麻婆豆腐，还有回锅肉、凉面，我做得挺好的。另外还有凉拌三丝这种，因为我的刀工特别好。
南都：这本书写六十七年代的记忆，我觉得有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比如说小时候你妈给你洗头，或者是穿了一件的确凉的衣服，或者哪个同学的衬衫掖到裙子里，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
翟永明：对你们来说可能没有这种比较强烈的记忆，我们那个时候有些东西是犯忌的，犯忌的东西你会记得比较清楚。比如说把衬衫掖到裙子里面，只有我们学校宣传队的一个女生敢这样，别的人都不能这样。
包括借书，包括后来在《手抄本琐忆》里写到，我们老师来查看我的手抄本，最后说了一句，“你有点小资情调”，因为当时是有点犯忌，所以印象会比较深。
翟永明旧照：与苏娅偷看当时的“黄色杂志”《香港电影画报》并摄影留念。（出版社供图）
南都：所以其实你写的都是你小时候带点叛逆成分的东西。你小时候是一个那种很时髦的，很叛逆的角色吗？
翟永明：可能有一点点叛逆，但是我叛逆得比较隐晦。有些人叛逆得比较明显就被送去学习班了。我那个闺蜜她当然是比较老实的，她那会儿就负责看管这些学习班，每个班要弄一些好学生去看管。现在说“早恋”是一个很轻的说法，那个时候就是思想不好，你思想不好，作风不好，在不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成年人都有问题，还别说你是学生。那个时候中学生谈恋爱也是要进学习班的。
南都：刚才说到服装的问题，我觉得你从小应该是一个很乖的学生，但其实你也很关注美这方面，你其实还是从小就有对美的追求。
翟永明：我肯定不属于好学生就是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一天到晚就想看禁书，你就不是个好学生。
可能我觉得那个时候被压抑了，因为不让你穿好看的衣服，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也可能我天性里面就不是特别喜欢统一的审美。我在书里说了，当时我妈为了节约布，买了整整一匹布，给我做棉衣什么的，恨死那个花样了。
南都：其实现在流行的东西也未必就是说真的是美的，你对美有什么特别的认识？
翟永明：首先我觉得美要自由。当时我之所以那么反感，就是它把你规范了，它把你对美的这种追求也好，你对美的渴望也好，都给你规范化了，你必须认为某一种东西是美的，其他的都不是，在一种比较压抑的情况下，你反而会去追求不让你去触碰的那一部分。
南都：我觉得你一直以来在穿搭上色调上都还是很张扬的。
翟永明：那是后来80年代之后的一个反弹。包括我剪小男士头，其实都是一种叛逆，非要在外表上要与众不同，不想跟别人一样，就是一种叛逆。现在大家又开始比较趋同，因为审美这方面可能也开始比较保守了。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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