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0年，建业宫城内，吴大帝孙权做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废掉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两个儿子争斗了八年，最终没有赢家，连父亲精心维持的朝堂平衡，也被一并打碎。
这不是普通的废立。
孙权杀掉的，表面上是两个儿子，实际上却是东吴最后一组能够彼此牵制的政治力量。此后，他仍然坐在皇位上，却已经失去了重新安排局面的能力。
孙权早年并不昏聩。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年仅18岁的孙权接掌江东。那时的孙氏集团根基并不稳，地方豪族并未真正臣服，军中旧部也各有打算。
孙权没有照搬孙策的强硬办法，而是换了一种更耐久的做法。他重用张昭、周瑜等北方旧部，又吸收陆逊、顾雍等江东士族，同时延揽鲁肃、吕蒙、诸葛瑾等外来人才。
三股力量互相依靠，也互相防范。
这套安排很有效。周瑜抗曹于赤壁，鲁肃维系孙刘联盟，吕蒙夺取荆州，陆逊又在夷陵击败刘备。东吴的军政体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制衡中逐步成形。
有意思的是，孙权并没有让任何一派彻底做大。江北旧部衰落后，他又扶植江东士族；江东势力抬头，他便重用外来将领。说到底，他不是不知道矛盾存在，而是相信自己能够一直压住矛盾。
可人会老，局势也会变。
称帝以后，东吴的旧平衡逐渐失效。周瑜、鲁肃、吕蒙相继去世，军队领导权转到陆逊手中。江东本土士族越来越强，而原本依靠孙权起家的外来集团，开始缺乏根基。
孙权对此十分警惕。
公元236年，负责监察百官的吕壹案发，吕壹被处死。这个人物长期利用诬告、审讯打击官员，顾雍、朱据等人都受到牵连。吕壹的下场，说明孙权曾试图借助非常手段压制群臣，但这种做法最终遭到了朝野共同反弹。
张昭一度对孙权说：“天下失望，非小故也。”
这句话未必是当场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压力：特务式的监察可以震慑官僚，却无法替皇帝解决派系矛盾。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公元241年。
太子孙登病逝，年仅33岁。孙登并非只是储君，他还是各方势力共同认可的中间人。孙权原本安排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辅佐太子，四人分别牵连不同政治背景，正是为了让下一代继续维持平衡。
孙登一死，公约数没有了。
继承人孙和得到江东士族支持，孙霸则获得一部分宗室和北方旧部拥护。孙权没有立即裁决，反而让两人长期并立，最终形成“二宫之争”。
这场斗争持续多年，官员们纷纷站队。陆逊因支持孙和受到打击，顾谭被流放，张休、顾承等人也被牵连。朝廷不再只是讨论国事，而是在猜测皇帝究竟准备把权力交给谁。
孙权为什么迟迟不处理？
他可能仍然相信，只有让两边互相牵制，自己才能掌握主动。但政治斗争一旦与皇位继承相连，就很难停在“制衡”这个范围内。双方都明白，失败者失去的不是官职，而是性命和家族前途。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清除曹爽集团。这个消息传到东吴后，孙权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北方政局骤变，东吴内部若继续争斗，很可能给曹魏可乘之机。
于是，公元250年，孙权废孙和，赐死孙霸，改立年幼的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只有9岁，既没有政治班底，也没有足够威望。
孙权用最激烈的办法结束了党争，却把继承问题变得更加危险。
两位成年皇子被清除，老臣集团互有损伤，能够主持政局的人越来越少。公元252年，孙权去世，终年70岁。孙亮即位，诸葛恪、孙峻等人辅政，东吴很快陷入新的权力厮杀。
公元253年，孙峻发动政变杀死诸葛恪；公元256年孙峻病死，孙綝接掌权力；公元258年，孙休即位后诛杀孙綝，持续多年的内乱才暂时收束。
孙权晚年最令人唏嘘之处，并不只是多疑、严酷或反复，而是他最擅长的制衡术，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条件。年轻时，他有周瑜、鲁肃、陆逊这样的重臣，也有孙登这样的继承人；年老以后，这些支点接连消失，却没有新的力量能够替代。
皇帝仍在，命令仍能发出，朝廷却已经失去了共同服从的中心。对孙权而言，真正的衰败不是死亡那一天，而是太子孙登去世后，他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让各方都接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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