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合肥城外，孙权率军逼近，张辽却挑选八百名精锐主动出击。此战不是单纯比谁力气大，而是抓住敌军立足未稳的瞬间，直冲孙权麾下，迫使吴军退却。张辽这一仗，恰好说明了一个道理：三国名将的“勇”，若没有判断战机的“谋”托底，很难真正改变战局。
曹魏“五子良将”的说法，出自陈寿《三国志·张乐于张徐传》中的评价：“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这五人分别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蜀汉“五虎大将”则并非刘备正式设置的官职，而是后世根据陈寿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合传，以及相关史料逐渐形成的称呼。
称呼虽有后世加工，人物本身却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两组人承担的任务并不完全相同。曹魏五将多数时候是方面军中的先锋、主将或部将；蜀汉五将则有几人长期独当一面，甚至直接掌握一州或一军。若不分职务和战场环境，只拿战绩硬比，难免失之粗略。
关羽是五虎中最能体现“智勇兼备”的人物。他不仅敢于冲阵，更能统筹荆州军政。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襄樊战事中，关羽借汉水暴涨，水淹于禁所部，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水势是天时，但能否利用天时，还要看主将的判断和部署。
关羽熟悉《左传》，史称“讽诵略皆上口”，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文人，却足以说明其并非只会舞刀。刘备把“董督荆州事”的重任交给他，靠的也不只是勇猛。遗憾的是，关羽刚强自信，处理与孙权、曹操的关系时缺乏足够的政治弹性，最终使荆州陷入两面受敌。
张飞同样不能用“莽夫”概括。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刘备入蜀作战，张飞率军进取巴郡，曾迫使严颜归降。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汉中之战中，他又在巴西击败张郃。张郃并非寻常将领，张飞能逼其弃马缘山而走，靠的是勇力，更有诱敌和择机用兵的成分。
赵云的特点，则是稳健、果断，且有较强的全局意识。建安二十四年汉中之战，赵云在汉水附近设疑兵、偃旗息鼓，待曹军接近后突然出击，使其退却。关于细节，主要见于《云别传》，不能把所有文学描写都当成正史，但赵云善于临机处置，并非毫无根据。刘备称其“一身是胆”，并不是只夸他敢冲。
马超和黄忠的情况不同。马超早年拥有自己的军事集团，作战勇猛，声势很大，但作为一方主帅时，往往重突击、轻经营，政治判断也屡有失误。潼关战事中，他虽给曹操造成压力，却没有形成稳定的战略优势。勇冠一时，不等于能够长期驾驭复杂局面。
黄忠则更多承担突击任务。建安二十四年定军山之战，他在法正谋划下出击，斩杀夏侯渊，成为汉中战场的关键胜果。史书说他“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赞的是冲锋陷阵的能力。至于独立谋划大规模战役，史料留下的证据相对少。因此，把黄忠简单说成“有勇无谋”略显苛刻，但说他以勇名世，更符合史实。
再看五子良将。张辽最接近智勇双全。合肥之战的突击并非蛮干，而是判断孙权军队尚未完成集结后采取的奇袭。后来他镇守合肥，使东吴长期有所忌惮。张辽有勇，更有识势和决断，称得上曹魏五将中的第一等。
张郃也值得单独评价。他善于根据形势调整部署，后期在魏蜀交锋中表现尤为突出。街亭之战，公元228年，张郃击败马谡，切断蜀军据点，使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张郃并非每战都占上风，但他的长处是经验丰富，能读懂对手的意图，这正是良将与猛将的区别。
徐晃属于勇中有谋。建安二十四年襄樊战场，他率军击破关羽围头、四冢等营垒，成功解救樊城。曹操称其有周亚夫之风，既是嘉奖，也暗含提醒：徐晃治军严整，但有时容易把战术胜利看得过重。能打硬仗，却未必始终具备统筹全局的条件。
乐进以敢战著称，常任先锋，史书对他的谋略记载不多。于禁治军严格，早年颇有威望，却在襄樊被水困后投降关羽，晚年声名受到重创。若只问谁“有勇有谋”，两人都难列前排。五子之中，张辽、张郃最稳，徐晃次之；乐进偏勇，于禁则功过相杂。
所以，若按独立统军和临阵判断衡量，蜀汉五虎可列关羽、张飞、赵云三人，马超、黄忠更偏重勇将；曹魏五子则以张辽、张郃最符合智勇双全，徐晃有相当成分，乐进主要以勇见长，于禁不能只用早年功劳评定。两组人物并非高下悬殊，而是刘备更需要将领兼任方面主帅，曹操则拥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以及荀攸、贾诩等配合，五子良将自然更多承担“把仗打赢”的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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