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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一八事件全过程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不拟详细叙述，这里特别要指出日方史书大多强调关东军的“独断专行”，以掩盖日本国家侵略中国国策的实质，对此各国学者都有共识。
1、九一八事变的背景
九一八事件发生的背景是：
第一，日本把中国东北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早已确立，此时中国东北、内蒙被置于其控制下。张学良的易帜从根本上使其永久霸占中国东北的计划可能破产，为此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根本解决满蒙问题”。1931年7月由陆军省发表的军制改革方案，把“裁军”后的军费完全用于军事装备的现代化，并且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常驻师团。
8月，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师团长会议上提出“满蒙危机”，要求进一步扩军。军部开始宣扬“用鲜血夺得的满蒙不能委托给币原外交来解决”。同期内阁通过《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决定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军部在中国东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找借口。此时发生的中村震太郎事件成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极好口实。军部外务省利用该事件强迫张学良同意日本对东北的扩张要求。日本政界、军部、财界及社会舆论对东北扩张侵略的大合唱为发动九一八事变营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国内经济危机及政治矛盾上升，而中国东北就成为日本政府、军部转移国内矛盾的首选地点。满洲既被列为日本的“生命线”，又在国外，挑起事件可以通过提升民族主义情绪解决国内问题。
第三，军部的策划与准备是十分细致、明确的。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的策划下，日方在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炸毁满铁铁路一段的事件，并嫁祸于中国军队，同时向中国东北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进攻。18日当天夜里，关东军同时向奉天、长春、公主岭、四平等东北重要城市发动进攻，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至奉天，进人全面进攻态势。尽管日本史料突出石原等“个人”所为并事先没有通过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但关东军军事行动如此迅速，无法掩盖其整体行动的全面计划性，更无法使人信服本庄对此事不知情。
第四，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决定“不扩大方针”，但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扩大的措施，显然日本政府是在和军部唱“双簧”，以逃避日本政府及国家的侵略战争责任。总理若槻对朝鲜驻军不等命令便越境出兵中国做法的反应是，“已经出兵了也没办法”，并批准了出兵的预算。24日，若槻内阁发表第一次“满州事变”声明，认定事件“由中方所为”。28日，日方策动吉林军阀、汉奸等发表吉林“独立”宣言，同时在黑龙江、辽宁两省建立以地方军阀为中心的治安维持会，并开始着手策划把溥仪(已废清宣统帝)送到东北，以拼凑傀儡“伪满洲国”。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声明，再次宣布事件“完全由于中国军宪的挑衅行动，帝国军队万不得已采取保护臣民，而非以武力强制中国解决问题”。“只要中国国内排日运动没有平息，就无法从中国撤军。”
外长币原同意军部使“满洲独立”的立场。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的国策，而非军部独走，我们还可以从日军部及政府的一系列活动中找到这一结论的充分根据。
九一八事变恰恰是日本试图通过控制、取代代理人(张作霖)失败，张学良易帜并开始在东北地区实行与满铁平行的铁路建设等措施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可能受到损害时公开进行的侵略战争。
币原在事变前的1930年(昭和五年)12月就发表演说称，“要采取任何手段阻止中国平行铁路的建设。如中方不签署日方提出的铁路协定，就采取阻止中国铁道联络的手段”。
这位“对华协调派”都主张对华不择手段。“确保日本永久霸占中国东北”是日本国家对华政策的共识和底线，即其根本国策。与夺取朝鲜国家为殖民地的手法所不同的是，日本不敢公然宣布东北是自己的领土，而是通过制造事端、军事占领，然后在占领区扶植建立傀儡政权，以肢解、分裂中国，逐步实现控制全中国的最终目的。
九一八事变的实质是关东军及日本政府以武力占领了东北全境，并以贼喊捉贼的方式宣布侵略别国是“自卫”行动。日本政府提出，为了侵略中国东北，不惜日本本土化为“焦土”的口号，显示了日本国家霸占中国东北的“坚强决心”。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直逼华北及中国腹地，公然践踏了日本于1929年6月批准加入的国际非战公约。
6月28日，外长田中义一在批准加入非战公约之后发表谈话称该公约开创了“世界和平的新时代”，同时称“放弃战争并非否定国家生存权，国家的自卫权”，以此为发动“自卫”的侵略战争留后路。
天皇裕仁认可并批准“九一八”侵略的既成事实，没有“特别反对臣下军队扩大帝国的版图。即使有侵犯了统帅权的事实，只要作战顺利就行”。事变后的犬养内阁期间“裕仁公然积极地而且自发地参与了事”。军事行动虽然“先斩后奏”，但符合日本国家的根本战略指向。
指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1931年8月1日起任职)在其日记中叙述了事变前后的过程。本庄于1931年8月20日到任，9月14~17日每天都亲自组织各部队的“出动演习”及“夜间出动演习”，18日当天上午，本庄中止原定参观计划(原因未述)，下午离开辽阳到大连(事变前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晚11时接到板垣征四郎(关东军高级参谋、事件制造者)报告，称“在奉天日支冲突并‘独断’出动守备步兵队及驻扎连队”。
本庄立刻用电话命令第二师团向奉天(沈阳)出动。一小时后即19日零时本庄召开参谋会议，命令全线同时出动，攻击奉军，并向朝鲜军要求支援。凌晨3时30分率司令部及第三十团向奉天进发。20日，朝鲜军(驻朝日军)“独断”(擅自)越境，开往中国境内，轰炸机、侦察机各8架到达奉天，21日，朝鲜旅团到达奉天(朝鲜军司令独断派遣)。
2、谁是主谋？
从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到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不到一个月，事前关东军“出动演习”及当天发动军事行动状况都清楚地表明前线参谋与司令部之间的默契配合。本庄在日记中强调板垣及朝鲜军的独断，但无论是作为关东军司令的本庄，还是在中央政府及军部都立即推动(表面提出“不扩大方针”)侵略行动。在整个事变过程中，政府及军部中央都积极配合并指挥了这场侵略。
9月24日在政府第一次声明中就颠倒是非地称事件起因于“中国官民的言行刺激了日本国民感情。日军仅1万余不可能对付周围22万军队的奉军，因此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防止百万日本住民的不安”，这就成为日本“正当防卫”的理由，使日军对东北的侵略“合法化”，他们还提出“不扩大方针”，继续混淆中外视听，同时又追认关东军创造的既成侵略事实。
10月26日，日政府第二次声明继续欺骗国际社会称：“满洲事变完全起因于中国军宪挑衅行为，帝国军少数部队尚在满铁附近属地外数处，为保护帝国臣民生命财产而不得已地采取行动。绝无以强制手段压中国交涉之想法。”
1932年1月11日裕仁亲自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约20分钟，板垣上奏满洲情况。1月28日，日方又把战火扩大到上海，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视线，以便扩大、巩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果。日本政府发表的向上海派军声明(1932年2月7日)称对中国发动战争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及中国官民对日本及国民的侮辱态度以至暴行而起的”。
日本政府多次宣称对中国东北“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然而日本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就是对日本国家扩张野心的最好注释。
在政治体制上，军队不受辅弼天皇的政府机构节制，不等于没有机制能节制。皇军的军事行动不是“独断”，而是在明治宪政体制上赋予皇军的重要权限，是国家政治体赋予“军事统帅权”的体制性体现，即发动侵略战争时的体制保证。
本庄在日记中称“各地指挥官都根据特务机关及满铁职员的情报，直接采取独断行动，然后再接受关东军的命令，没有一刻的迟缓，而且是有‘脉络一贯统制’的行动"。
表明在侵略中国的大战略下，各级军人实际上被授予战时裁量权，而行动方针都是得到上方认可的。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军事命令、指挥权的总理要“不扩大事态”，不过是掩护日军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史料表明，最高统帅天皇不但没有下令日军停止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在事后多次嘉奖“擅自行动”的“有功”部队。军部中央在皇军“独走”后，不但不下令停止进攻，反而派兵支援侵略。
天皇裕仁在9月23日告诉总理若槻，“自己认为政府的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是至为妥当的，要努力贯彻这一宗旨”，但总理没有阻止事态扩大的权限和制度保证。没有人追究过政府不坚持“不扩大方针”的“过失”责任。
朝鲜军越境进攻中国也说明问题。事先关东军已经与朝鲜军达成秘密协议。事变爆发当天关东军就要求朝鲜军出兵增援，19日朝鲜军混成第三十九旅(旅长嘉村达次郎)已将部队集结在中朝边境城市新义州。
19日早7时，参谋本部会议一致同意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这次关东军的行动至为妥当”意见。
20日夜，朝鲜军电告参谋本部，“部分部队已独断越境，切望给予自由行动之权限”。21日下午4时，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名义发电称：“必要时准备采用(参谋)总长‘帷幄上奏权’迅速取得(天皇的)‘大命’。”
同日朝鲜军先头部队已于下午1时20分渡过鸭绿江。22日上午，内阁会议“无一人反对”地通过“追认既成(战争)事实”的决定，下午4时20分得到天皇裕仁的“奉敕命令”(同意上述军事行动的命令)。裕仁称“这次(朝鲜军擅自出兵等已是既成事实)没办法，将来要充分注意”，即天皇追认了日军“违纪”行动。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因“擅自行动”而获得“越境将军”称号，名噪日本。1932年1月，经内阁批准，日军占领锦州，2月，占领齐齐哈尔，使中国东北全境陷入日军控制之下。
显然，如此精细的侵略计划和实施过程都归罪于关东军“独断”是奇特的，也是对天皇统帅权的无视和侮辱。1932年1月底，日本政府、统帅部、关东军相互配合开始在东北炮制“满洲国”，同时日军向上海中国驻军大举进攻，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进攻上海达到了日本决策者使国际社会“忘掉”日军侵略东北，使侵略东北成为“既成事实”的战略目的。
3、伪装的背后
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阻止国际社会对其侵华的介入，坚持由中日两国交涉解决问题，其目的是利用当时中国政府的弱势地位，以军事和政治的高压政策逼中国让步。11月1日外长币原针对策动溥仪充任伪满“领袖”事训令(电信第81号[暗·至急极密])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对关东军准备扶植溥仪出任伪政权首领的行动表示担心，此事“可能使帝国在国联处于不利，可能对帝国的满蒙经营造成重大祸根，应努力阻止”。
15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发给本庄繁的训令称“外务当局将考虑该帝依民意为东北四省统一政权之主脑，此事应保持与(日)中央密切联系”。币原及南的训令说明日本政府不是不知情，而是清楚了解前方日军的行动及目标，这也都表明日政府及军部在制造“满洲国”问题上的密切配合和后台指挥的实态。
尽管日本政府担心国际社会的反对，但默认关东军及总领事馆关于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
对华扩张的既定政策决定了日本政府终于撕下“不干涉、无野心”的外衣，公开制造肢解中国的“伪满洲国”。1932年(昭和七年)3月1日，“满洲国”的登场表明日本把霸占东北作为“不可动摇的国策”。3月12日，犬养内阁决定《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
“1、关于满蒙，在帝国支持下使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各方面都显现出事关帝国存立重要要素之性能。2、鉴于满蒙从中国本部政权分离独立之现状，逐步诱导其成为一个国家实体。3、目前满蒙治安之维持由帝国担任。4、(省略)。5、以新国家为对手恢复帝国在满蒙的权益。6、为使帝国在满蒙政策的推行而设立统治机构。”
8月27日，日内阁决定《从国际关系角度处理时局方针案》，承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把战火扩大到上海而受到各国谴责的困难局面，但坚持以“实力排除对帝国的压迫，及早充实军备建立非常时期经济及国家总动员体制。
把对中政策与对满蒙政策本质性分开；如果国联从根本上否定帝国满蒙经略，可能威胁我国运，则未来帝国不得不退出”。日本全国上下、政府、军部及舆论达成共识，即要不惜退出国联来捍卫霸占中国东北的成果。
9月13日枢密院审议《日满协议书》称：“满洲国是根据当地住民意思独立的，帝国为确立东洋持久和平，承认该国理所当然。”
1932年通常帝国议会上，外长内田康哉称，“在满蒙问题上，就是国土化为焦土也决不让步”，以“焦土”路线来保护日本的“满蒙权益”。9月15日，日本政府在扭扭捏捏一年后，“承认”傀儡“满洲国”，同日签订《日满议定书》。该议定书只有两条构成，第一，“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第二，日“满”共同防卫，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无条件驻军权。在日本政府、军部的刀枪下制造的新型殖民地在中国大地出现。它是对华“二十一条”的再现，也成为日后日本国家对华侵略战略的核心。
此后日本国家的策略是以“伪满洲国”作为其控制中国东北的工具，以逃避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在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日本、中国进行调查期间，事变制造者石原莞尔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准备的针对李顿调查团的关于事件说明备忘录《满蒙与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是这样描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的：
“1、如果不能利用满蒙的资源，现在日本国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所以别国对满蒙的领有或挫败(其他)任何国家闭锁满蒙的企图是日本国防政策上不可避免之要件；2、从上述立场出发，日本20多年来一直承担了对满洲的防卫；3、鉴于苏联大力扩充陆军的情况下，为阻止苏联将北满作为其作战基地使用，日本不得不进一步扩张陆军并使其现代化，而兴安岭、黑龙江一线应是日苏之间自然的国防边境。”
这就是战争策划者使侵略合法化的逻辑。一句话，侵略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资源是日本国民的生存不可缺少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实现了日本长期以来觊觎中国东北、肢解中国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割让台湾)。
1933年(昭和八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同时宣布热河省“为伪满洲国的领土”，即日本新殖民地的一部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2月24日，国联李顿调查团提出绥靖日本的报告书也被其拒绝，日本国家明确地表明不惜与国际社会决裂来捍卫侵略中国而建立的新殖民地，这足见日本国家实施侵略中国东北国策的执著。
国际社会从来不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并把日本国家置于侵略者的被告席上。在此期间，日方先后提出“日满一体”、“日满支一体”等只有日本人自己或汉奸才相信的口号。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争取来“朝鲜独立”早已使“朝鲜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为了“保卫‘伪满洲国’而不惜使日本本土成为焦土”的宣言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得到全面体现。事变前后在日本政界、军界、社会都有周密准备。日本全国在体制上有一整套统一部署，即军事行动、政治领导、外交宣传、舆论导向的高度统一与协调。
大体上是：
(1)关东军及军部全面推动侵略战争，并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创造侵略的既成事实。
(2)内阁以“不扩大方针”作掩护，并配合军事行动，迅速通过侵略预算，追认并鼓励扶植傀儡。在国际上以恶人先告状的方式嫁祸于人，宣传自己是“自卫”，并做好退出国联政策与舆论准备。
(3)国内社会舆论、民间团体等全面配合，宣传“生命线”及对中国东北占领的合理性，形成日本全民的侵略共识。不过，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公然侵略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判和抵制。
1933年3月国际联盟以42票对1票的结果否定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合法性。面对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日本政府的回答是坚决地“义无反顾”地退出国联，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退出国联宣言书中对国联通过的绥靖日本的决议案表示“深深的遗憾”：
“日本的政策是保障远东的和平，为维护和平做出贡献”；“国联决议表明在远东达成和平的途径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逻辑是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及军队行使武力和侵略就是破坏和平。
天皇裕仁在退出国联的诏书中称：
“帝国促使伪满洲国健全发展以铲除东亚祸根，保护世界和平。不幸的是与国联见解背道而驰，朕墅政府经慎重审议决定采取脱离国联措施。此乃帝国非常艰难须举国振奋之秋，尔等臣民应体解朕意，恪尽职守。”
1934年3月，日本内阁又批准“伪满洲国”头目由“执政”改为“皇帝”。史料证明，即使在1945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被迫寻求拉蒋媾和的最后关头(如“桐”工作)，日方始终把保住“伪满洲国”作为“最低条件”，绝不放弃，充分体现“伪满洲国”在日本国策中的地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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