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8岁的宋振中和父母走进戴公祠。这个孩子身材瘦小，脑袋显得格外大，后来人们叫他“小萝卜头”。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家三口此行不是获释，而是走向死亡。

宋振中的父亲宋绮云，曾是杨虎城的秘书，参与过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母亲徐林侠也长期协助丈夫从事进步活动。1941年9月，夫妻二人连同出生仅8个月的宋振中被捕，先后关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

孩子是在监狱里长大的。没有像样的玩具，也没有正常的学校，却在狱中学会了识字，还常常替大人传递消息。宋绮云夫妇遭受审讯和折磨，始终没有屈服。对于特务来说，他们是必须清除的“危险人物”；对于狱中的革命者来说，他们却是守住信念的人。

执行这场屠杀的看守中，有白公馆看守班长杨钦典。那一年，他31岁。杨钦典出身河南郾城县一个普通农家，早年读过几年私塾。1930年前后的中原战事，让他见识了兵荒马乱。后来他考入胡宗南部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毕业后进入骑兵部队。

他当兵，最初的念头并不复杂：“扛枪，肚里不慌。”有意思的是，杨钦典后来并没有如愿上阵杀敌，反而因为外貌和经历，被调入警卫系统，做过政要警卫，最后进入白公馆担任看守。

这里关押着罗世文、黄显声、宋绮云、陈然等人。上级告诉看守，牢里都是“罪大恶极”的人，必须严厉对待。杨钦典起初照办，可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些人既没有传说中的凶残，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斗争。

他们谈国家，谈百姓，也谈一个普通人应当怎样活着。宋绮云等人看出杨钦典并非恶贯满盈，便有意同他交谈，给他讲抗日和革命道理。杨钦典没有公开表态，却悄悄放宽放风时间，代为传递口信，有时还设法送进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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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很慢，却真实存在。遗憾的是，良知并没有立刻让他摆脱身份。1949年9月，蒋介石集团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筹划对囚禁中的革命者进行灭口。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便在这场阴谋中被诱骗至戴公祠。

当晚，杨虎城父子先被刺杀。随后，宋绮云、徐林侠和两个孩子被带来。特务杨进兴杀害宋绮云，其他人也相继遇害。轮到宋振中时，杨钦典奉命下手。据杨钦典后来交代，他掐住孩子的脖子，却没有一直用力，小萝卜头倒地后尚有气息。

紧接着，杨进兴冲过来，用刺刀向孩子补刺。一个8岁的孩子，就这样死在了白公馆看守和特务手中。杨钦典参与了这起惨案，不能因为他后来做过一件好事，就抹去这笔罪责。也正因为如此，他此后的选择才显得格外复杂。

杀人之后，杨钦典明显陷入恐惧和自责。1949年10月1日后，罗广斌在牢房中告诉他新中国已经成立，并劝他说：“老杨，别再替他们卖命，给自己留条后路。”杨钦典没有马上答应，但局势和良心一起逼近，他开始盘算如何救人。

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发生大屠杀。当天，许多革命者被杀害，牢中还剩19人。由于渣滓洞出现紧急情况，杨进兴等人被调离，白公馆暂时由杨钦典和李育生等人看守。

机会只出现了一次。杨钦典对罗广斌说：“重庆就要解放了，可我放了你们，他们会不会追究我？”罗广斌回答：“我们可以作证，你救过人，人民政府会按事实处理。”这句话让他下定决心。

杨钦典拿来钥匙和锤子，支开看守，又对留下的士兵说解放军已经进城，催促他们逃命。随后，他在楼上跺了三脚。牢门打开，19名革命者立即冲向白公馆后山，躲过了最后一轮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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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重庆解放。罗广斌没有忘记承诺，带杨钦典到公安机关投案。根据被释放人员的证明，政府对他作了宽大处理，并安排过工作。但杨钦典没有留下，提出回河南老家。他说自己离家太久，只想回去种田。

这名曾经的看守，后来成了普通农民。1966年，他却因“国民党特务”罪名被判刑20年。在审讯中，有人要求他否认当年放走19人的事实，他始终坚持：“人就是我放的。”这句话不仅关系到他自己，也关系到那19名幸存者能否摆脱新的牵连。

1982年，重庆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杨钦典无罪释放。回到家乡时，妻子已经病逝，儿子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只说：“我本来就是有罪的。”晚年，他拒绝借功劳索取补助，常给孩子们讲白公馆的往事。

2004年11月28日，杨钦典参加重庆“11·27”大屠杀纪念活动，在烈士墓前反复说：“我对不起你们。”2007年11月17日，他在河南老家去世，享年89岁。一个人既参与过杀害小萝卜头，又在危急关头救出19名革命者，这两种身份，始终同时压在他的名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