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重庆即将易手，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离开这座城市，仓促逃往云南。他没有想到，几个月前还由他控制的监狱，很快会成为追查罪行的重要现场，而白公馆的铁门，也会在后来关上他自己。
徐远举并非普通特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军统系统便把监视、跟踪、破坏和抓捕当作维持秩序的手段。徐远举在西南地区长期负责情报与特务事务，手中掌握着警察、特务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力量。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害，社会舆论震动极大。成都各界准备举行追悼活动时，徐远举从重庆插手干预。据相关回忆，当地会场附近出现便衣特务和打手，活动现场遭到冲击，民主人士受到辱骂和殴打，原本用于悼念死者的集会被人为制造成混乱。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特务机关并不满足于事后抓人，还试图直接控制公共场合，压低不同声音。张澜等人受到冲击，正是这种做法的体现。那时的徐远举，已经不是单纯执行命令的办事人员，而是能够调动多方力量、决定行动方式的地区特务头目。
真正让他留下恶名的，是重庆解放前夕的监狱惨案。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政机关相继撤退。此时，渣滓洞、白公馆等处仍关押着大批政治犯。徐远举面对败局，没有选择释放囚犯，反而参与推动了灭口行动。11月27日，渣滓洞发生大规模屠杀，白公馆等处随后也有严重惨案。
江竹筠并不是在11月27日遇害。她于1949年11月14日在渣滓洞被杀害。但在整个重庆集中营惨案中，她的名字与许多死难者一起，成为后人辨认那段黑暗历史的标志。徐远举作为西南特区负责人，对相关行动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枪声响起时，国民党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屠杀并非战场上的交锋，而是针对被关押、失去抵抗条件的政治犯。有人试图突围，也有人高呼口号；更多的人则在牢房和看守所内被直接杀害。越接近失败，施暴者越急于毁掉证据。
重庆很快解放，徐远举却没有留下来面对审判。他沿着国民党残部撤退的路线逃往云南，幻想凭借当地复杂的局势获得藏身之处。可云南局势变化很快，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起义，国民党在西南的旧有部署随之瓦解。
徐远举的藏身条件也因此消失。被捕后，他被押回重庆，关进白公馆。这个细节格外刺眼：过去，他曾以管理者和下令者的身份出入这里；此时，他只能成为高墙之内的囚犯。重庆群众得知消息后情绪激烈，管理部门为避免冲突，将他转移并依法收押。
新中国成立后，徐远举没有被立即处决，而是作为原国民党系统的重要战犯接受审查和改造。1956年，他被转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关押着原国民党军政系统的高级人员，日常生活有统一管理，也安排政治学习、劳动和思想教育。
管理所里的改造并不等于罪行被抹去。徐远举可以在学习会上发言，可以承认错误，也可以参加劳动，但这些表现只能作为考察依据，不能替代对历史责任的判断。特赦有明确条件，既看认罪态度，也看罪行性质和改造表现。
195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一批改造较好的战犯实行特赦。此后又有多批特赦人员走出功德林，徐远举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名单中。对于曾经参与重庆大屠杀、对政治迫害负有重要责任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有狱友曾劝他：“慢慢来，先把身体顾好。”他却常常沉默。多年囚禁、身份坠落和始终无法获释，构成了他的晚年处境。不过，不能把个人情绪简单当成历史定论，更不能用所谓“报应”替代事实考证。
1973年，功德林安排战犯参加缝纫等劳动。徐远举在一次任务中因成品不合格与人发生争执，情绪出现明显波动。此后，他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出现高烧、呼吸困难等症状。管理人员将其送医抢救，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
徐远举死于1973年，地点是监狱系统内，终年情况在不同资料中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他没有获得特赦，也没有重新回到社会。有关他的档案、审判材料和幸存者回忆，后来成为研究重庆集中营惨案及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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