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28日，北京，周恩来家中，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围坐在客厅里，讨论一个看似家事、实则牵动历史旧账的问题：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究竟要不要回中国。
周恩来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来意。溥杰已经获得特赦，夫妻分别多年，是否应该让嵯峨浩回来团聚，大家都可以谈看法。
屋里一度安静下来。有人喝茶，有人抽烟。溥仪却很快表明态度：“我不同意她回来。”
这份反对，并不只是因为嵯峨浩是日本人。溥仪曾在伪满洲国时期受日本关东军控制，对日本方面的安排始终抱有强烈戒心。溥杰与嵯峨浩的婚姻，在他看来，正是日本操纵满洲国皇室的一步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溥仪从天津前往东北，先任执政，后于1934年登基称帝。日本人表面上给了他皇帝名号，实际却通过条约、机构和身边的“顾问”牢牢控制着他。
溥仪后来逐渐明白，所谓复辟不过是一场骗局。日本方面甚至试图以婚姻和继承问题进一步控制皇室，溥仪因此对任何日本联姻都十分敏感。弟弟溥杰被安排娶日本贵族女子，在他眼中自然不是普通婚事。
溥杰的婚姻，起初也并不由自己作主。他早年曾与唐怡莹结婚，但夫妻关系长期疏远。日本方面为了给他另择婚配，甚至插手处理这段婚姻，使其走向破裂。
1937年，溥杰与嵯峨浩结婚。嵯峨浩出身日本侯爵家庭，和皇室有亲属关系，原本正在学习绘画。她并非主动投身政治，却被关东军选中，成为“满洲国皇弟妃”的人选。
这场婚姻带有明显的政治安排，但婚姻中的两个人，却未必按照操盘者的意愿生活。溥杰在日本留学多年，懂日语，也熟悉日本社会；嵯峨浩则性格温和而坚韧。两人接触后，确实产生了感情。
1938年，嵯峨浩生下长女慧生。日本人原本希望通过皇室继承法和子嗣安排影响溥仪地位，但女儿的出生，使这套盘算没有完全按照预期推进。嵯峨浩还曾向日方表明，若溥仪遭遇不测，她和溥杰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有意思的是，溥仪越是担心，溥杰越不愿放弃这段婚姻。溥杰曾写信告诉哥哥，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生活。溥仪却回信责问：“你要看着我被日本人害死吗？”
兄弟二人因此产生隔阂。溥仪认为弟弟被日本人利用，甚至怀疑嵯峨浩是经过训练的特务。溥杰则认为，妻子并未参与政治，不能因为她的国籍，就否定夫妻之间的感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嵯峨浩带着女儿离开长春，辗转回到日本；溥杰则与溥仪一同被苏军扣押，后来被作为战犯送往苏联，最终转押中国。夫妻由此一别十六年。
分离期间，嵯峨浩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后来学习中文，曾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获知父亲的情况。周恩来同意她与溥杰通信，父女关系才逐渐恢复。
遗憾的是，慧生于1957年在日本天城山死亡，这场悲剧给嵯峨浩和溥杰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痛。嵯峨浩随后写成《流浪的王妃》，记录了自己的婚姻、流离和等待。
1960年11月28日，溥杰获得特赦后，便提出希望妻子回中国。周恩来了解情况后，没有简单地把嵯峨浩归入“日本军国主义”的范畴，而是主张把人放在具体经历中考察。
面对溥仪的疑虑，周恩来说：“日本人想操纵她，这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吧？你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
他还让人找来《流浪的王妃》，请溥仪阅读。周恩来的意思很清楚：不要只看身份和过去，更要看她这些年的实际表现。一个曾经的皇帝都能接受改造，嵯峨浩同样应该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机会。
家族聚会时，载涛也支持让她回来。他认为嵯峨浩此前到北京时尊重长辈，对中国并不排斥，且聪明好学。载涛说：“皇帝都可以改造过来，何况是她。”
溥仪仍然犹豫。周恩来没有强行要求他表态，只劝他尊重溥杰的意愿，并提醒他，嵯峨浩回国后若生活不适应，也可以再作安排。这个分寸，使溥仪最终松了口。
1961年5月12日，嵯峨浩回到中国，在广州与分别多年的溥杰重逢。此后，她加入中国国籍，与溥杰共同生活在北京。1975年，经周恩来批准，夫妻二人访问日本，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儿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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