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年7月15日，陕西兴平马嵬驿，唐玄宗的车驾停在驿站外。皇帝身边没有鼓乐，也没有仪仗，只有疲惫不堪的禁军和一群惊魂未定的臣僚。就在这里，杨贵妃的命运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这场事变的导火索，并不是单纯的后宫争宠，而是帝国秩序已经崩塌。安禄山于755年起兵，次年攻破潼关，长安门户洞开。唐玄宗仓促西逃，军队缺粮，士卒思乡，沿途官吏纷纷逃散，皇帝本人甚至一度为吃饭发愁。
马嵬驿的军心，早已不是普通的怨言。
禁军将领陈玄礼认为，杨国忠必须为局势负责。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也是朝廷权力核心人物。他被士兵杀死后，众怒并没有平息。有人继续要求处置杨贵妃，理由是她的家族长期干预朝政，已经成了军队和百姓眼中的祸根。
唐玄宗不愿放弃贵妃。两人相伴多年，杨玉环又是他亲自册立的贵妃，这份感情并非一句“红颜祸水”就能解释清楚。可当高力士提醒他说“将士安，则陛下安”，玄宗明白，个人情感已经无法凌驾于军队的生死压力之上。
不久，杨贵妃被带到佛堂。正史记载，她由高力士执行缢杀。唐玄宗后来虽然继续西行，却在途中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悲痛。这个结局，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三部重要史籍的记载大体一致。
疑问也由此产生：既然死于驿站，为什么后来找不到完整遗骸？为什么民间又不断传出她没有死的说法？
关键在于，古代史料并不完全相同。《旧唐书》提到，玄宗回到长安后曾派人寻找贵妃遗体，发现尸身已经腐败，只带回了她生前佩戴的香囊。《新唐书》的叙述则有所差异。文学作品《长恨歌》又写成“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更强化了神秘色彩。
但遗骸难寻，并不能直接证明人没有死。马嵬驿兵变之后，现场混乱，尸体处理仓促，经过战乱和迁徙，留下的证据极为有限。史料之间的差别，说明记载存在空缺，却不足以推出“掉包”或“死而复生”。
宋代笔记中还出现过杨贵妃苏醒的故事，说她被缢后并未立刻断气，后来得以逃走。这类笔记有一定史料价值，却不能与正史等量齐观。它们往往把宫廷传闻、民间想象和文学加工混在一起，读起来离奇，考证时却必须格外谨慎。
杨贵妃逃往四川的传说，流传时间较早。四川一些地方有贵妃墓、贵妃隐居道观等说法，甚至有人把唐代传奇中的道士故事与杨玉环联系起来。问题是，这些地点缺少能够明确对应杨玉环身份的墓志、文书或同时代记录，墓中女性遗骨也不能仅凭性别便认定为贵妃。
日本传说则更加完整。山口县一带流传着杨贵妃东渡的故事，当地也有相关墓冢和纪念设施。传说称，马嵬驿被处死的是侍女，杨贵妃则从东南沿海出海，辗转抵达日本。有人说她病逝于当地，也有人说她曾受到孝谦天皇接待，后来在日本终老。
这些故事为什么能够流传？一方面，唐代与日本往来密切，日本长期仰慕唐文化，杨贵妃作为盛唐宫廷最著名的女性，自然容易被纳入地方传说。另一方面，日本民间常把外来名人故事重新改写，使其与当地地名、家族和神社发生联系。
至于所谓杨贵妃后裔，确有日本民间家族在近代提出过类似说法，也有人把日本艺人与杨氏后代联系起来。但家谱多形成于后世，缺乏连续、可核验的文献链条，不能作为杨贵妃东渡的证据。墓葬传说同样如此，除非能够发现明确纪年、身份铭文或与唐廷有关的可靠遗物，否则只能归入地方传说。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杨玉环并不是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她的家族确实因外戚身份获得权势，杨国忠也与朝廷内部矛盾关系密切，但把帝国由盛转衰完全归罪于一名后妃，更多是后世叙事对复杂政治的简化。
马嵬驿真正留下的，不是一个“复活之谜”，而是皇权、军权和个人命运发生碰撞的现场。正史给出了杨贵妃死于佛堂的明确记载，日本墓冢和东渡故事则保存了另一种民间想象。两者之间，至今没有足够证据可以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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