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成都，四川省政府与南京外交部门之间，一份关于日本设立领事馆的交涉电报，打破了表面的平静。日本方面认为，四川是中国西南重镇，成都又是交通和商贸中心，设立领事机构并不出格。刘湘却没有顺着这个说法往下谈，而是直接表示：四川没有多少日本侨民，设领事馆没有必要。
这句话听着强硬，背后却不只是地方官员的脾气。当时的日本，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并不断向华北施压。日本领事馆从来不只是办理侨务的场所，搜集情报、刺探军政动向，也是公开秘密。成都远离前线，却连接西南各省，一旦日本人在这里站稳脚跟，影响绝不会局限于一座馆舍。
刘湘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并非单纯外交问题。南京政府希望加强对四川的控制，日本又试图借外交名义进入四川，地方当局稍有退让，便可能形成两头受压的局面。因此，他给出的答复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四川百姓对日本人积怨很深，若有人受到伤害，责任谁来承担？”
有意思的是，这番话后来被民间转述得更加直白，便成了“老百姓打死日本人，概不负责”。它未必是正式公文中的原句，却准确反映出当时四川政治环境中的一种态度：政府不愿公开鼓动冲突，却也不准备替日本方面清除所有民间阻力。
日本方面没有因此收手，仍派人到成都考察，并入住当地饭店。关于随后发生的冲突，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网络文章常说有日本人被群众围殴致死，但具体人数、经过和责任归属，不能只凭单一叙述下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人员在四川活动引起了强烈反感，民众与日本方面发生冲突，也使南京政府十分紧张。
蒋介石随即要求四川方面保护外国人员。刘湘的回应却很有分寸，也很有地方军阀的作风。他没有承认政府组织了行动，只强调民众的反日情绪不能简单压下去。传闻中的那句“群众爱国，我能不让他们爱国吗”，未必是逐字记录，但作为对这场争执的概括，倒是贴近双方矛盾的核心。
刘湘与蒋介石之间，本来就隔着一层难以消除的戒心。名义上，南京已经完成统一；实际上，四川仍由地方实力派掌握。蒋介石曾试图向四川派出人员，参与县政训练和行政整顿，刘湘却以“地方事务地方办理”为由挡了回去。双方虽有妥协，四川方面仍牢牢掌握着人事和军队。
刘湘还曾让亲信向川籍官员传话，大意是大家同为四川人，日后仍要依靠四川方面谋生。话不漂亮，却很现实。南京派去的人难以真正建立关系，中央的行政安排到了四川，往往要先经过刘湘点头。这样的权力格局，使蒋介石始终把四川视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1937年6月，蒋介石曾通过邓汉祥向刘湘施压，提出四川军队需要缩减，省政府也应增加中央方面的人选。邓汉祥没有接受，反而提醒南京不要把刘湘逼得太紧。两人的矛盾尚未缓和，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局势骤然改变。
这一次，刘湘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四川各路军政人物迅速转变立场，表示愿意出兵抗日。过去为了地盘和编制争执不休的川军将领，在民族战争面前暂时放下了地方利益。有人对何应钦表示，只要能够出兵抗日，中央提出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恰恰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后，开始整合川军，动员大批部队出川，通常所说的规模约为30万人。川军装备和训练并不占优势，许多士兵甚至缺乏足够的现代武器，但四川提供的兵员，后来成为正面战场的重要补充。
当时刘湘身体已经很差，部下劝他留在后方主持军政。他没有接受，留下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怎么能在后方苟安？”这不是一场轻松的表态。出川意味着离开自己的权力根基，也意味着把多年经营的军队交给全国抗战体系。
遗憾的是，刘湘没有等到真正奔赴前线。1938年1月20日，他因病在汉口去世，年仅50岁。临终前留下的遗嘱中，有这样几句：“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
他还嘱托川军将士：“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份遗嘱没有再谈四川与南京的旧账，也没有为过去的内战辩解，只把出发前那场关于领事馆的强硬态度，转化成了战场上的实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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