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29日，日本东京一家医院内，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因手术后意外去世，终年56岁。消息传到台湾后，相关方面为他举行追悼活动。此后，一句“这是报应”在坊间流传多年，也让这场葬礼蒙上了浓重的私人恩怨色彩。

但这件事最值得核对的，恰恰不是“报应”二字，而是王竟白当时究竟在不在场。

王竟白与汤恩伯相识于日本留学时期。她出身浙江，养父陈仪曾任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是汤恩伯早年求学、从军道路上的重要扶持者。两人的婚姻，既有感情因素，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和人脉背景。

1924年前后，汤恩伯在陈仪资助下赴日本学习军事。回国以后，陈仪又把他引荐给蒋介石。对于一个缺少深厚家世背景的军人而言，这样的提携十分关键。汤恩伯后来能够掌握重兵，陈仪无疑发挥过重要作用。

有意思的是，改变两人关系的，并不是家庭矛盾，而是1949年前后的政治选择。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十分明显。时任浙江地方要员的陈仪认为，与其继续作战，不如设法实现和平交接。他希望借助汤恩伯手中的部队，推动浙江局势转圜，于是派人携亲笔信前往上海联络。

这封信送到汤恩伯手中后，他没有按照陈仪的设想行动，而是将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陈仪很快被控制，浙江方面原本可能出现的和平安排随之破裂。对于陈仪而言，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失败，更是亲近之人的反戈。

据相关记载，陈仪被押往台湾后，汤恩伯曾希望见他一面，但没有得到同意。师生、亲家之间，最终连一次当面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留下。

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湾被枪决。王竟白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并逐渐与汤恩伯产生隔阂。此后，她带着子女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生活。正因为这一点，许多研究者认为，王竟白并未出席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举行的葬礼，所谓“冷着脸说报应”，更像是后来民间叙事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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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汤恩伯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他早年确实有较强的军事组织能力，也曾在抗日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1938年台儿庄会战期间，汤恩伯所部承担过重要作战任务，但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力的问题，也受到过批评。将王铭章部队的牺牲全部归咎于汤恩伯，未免过于简单，却不能否认其指挥责任曾引发争议。

抗战后期，汤恩伯长期在河南等地驻军。由于军队数量庞大、补给困难，加上地方治理混乱，部队扰民、征粮过重、纪律败坏等问题不断出现。河南民间流传的“水、旱、蝗、汤”之说，虽然带有强烈的民间情绪，却反映出当地百姓对汤部的普遍不满。

军纪问题并非小事。部队若失去约束，战场上的命令就难以贯彻，地方上的征发也容易演变成掠夺。汤恩伯作为最高指挥者，即便未必亲自参与每一起事件，也难辞其咎。不得不说，一支让百姓畏惧的军队，很难真正拥有稳定的战斗力。

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军内部对整编第七十四师覆灭及援军行动迟缓多有争论，汤恩伯所辖部队的救援表现也受到蒋介石不满。1949年上海战役期间，汤恩伯担任上海防卫司令，面对人民解放军进攻，防线迅速瓦解，他本人随后撤往台湾，军事声望跌入低谷。

到了台湾，汤恩伯已经失去昔日的兵权。1953年以后，他因病多次请求赴日本治疗，直到病情恶化才获准成行。1954年赴日手术后去世，关于“日本人谋害”或“被噩梦吓死”的说法，均缺乏可靠证据，不能当作历史事实。

汤恩伯的一生，既有军政生涯中的上升，也有战场失误、军纪失控和政治抉择带来的后果。至于王竟白是否在葬礼上说过那句话，现有材料并不足以坐实。可以确认的，是陈仪之死切断了两人之间最后的信任，而这段婚姻也早已在1949年后的风波中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