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北京街头，一名中年妇女挎着烟盒叫卖。她穿着朴素，神情拘谨，和普通小贩没有明显区别。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妇女曾被称作“三格格”，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妹妹爱新觉罗·韫颖。
她后来随父亲一族改姓金，通常被称为金韫颖。出生时清朝已经覆亡，但皇室旧族仍保留着相当优渥的生活条件。她在宫廷环境中长大，学习礼仪、外语和书画，生活看似安稳，实际上与外部社会隔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离开紫禁城，金韫颖也随家人迁往天津。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宫墙之外的世界。网球、外语和家庭聚会，构成了她青年时期的生活。她没有受过谋生训练，更没有想到，身份的变化会来得如此突然。
后来，她嫁给润麒。润麒是婉容的弟弟，也是溥仪身边的重要人物。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夫妻二人长期生活在东北。金韫颖还曾被安排参与妇女组织的活动，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她未必真正理解政治，却无法摆脱那个时代赋予她的角色。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随之瓦解。金韫颖与丈夫失去联系，只能带着孩子和家人辗转躲避。昔日的家世不仅不能提供保护，反而使她处境更加复杂。她逐渐明白，过去那套生活已经结束，今后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
她曾上街收拾旧物，也曾尝试做小买卖。收入微薄，却是她第一次以普通人的身份挣钱。后来，她购置香烟，到街头叫卖。刚开始，她连开口招呼顾客都觉得困难，身边的老佣人也不习惯这种场面。可家中有孩子要养，所谓体面，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她后来回忆，自己真正改变，是在生活一件件逼迫之下完成的。穿什么衣服，佩戴什么首饰，都不再重要；能否买到粮食，能否让孩子吃饱，才是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金韫颖的经历并没有因此平静。她早年曾在日本控制的组织中任职，东北解放后，这段经历被重新审查。有关方面让她到临江说明情况。面对群众，她没有把责任推给家世，也没有否认曾经的行为，而是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思想变化。
她说：“过去的生活把我隔绝在普通百姓之外，如今只能靠劳动活下去。”这番话是否足以抵消旧日责任，现场的人各有判断，但她愿意公开说明问题，至少表现出了接受改造的态度。此后，她又回到通化，继续卖烟养家。
困难仍在增加。孩子受伤后需要医治，她却无力承担费用。有人以帮助为名接近她，提出带她去见丈夫，却要求她独自离开，把孩子留在原地。金韫颖拒绝了。她说：“孩子不能不管，见不见丈夫，不能拿孩子去换。”后来事实证明，那个人并非真心相助，而是另有目的。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她命运的，并不是一次偶然施舍，而是一封写给中央的信。
1954年，章士钊在整理清宫文献时，读到有关金韫颖的书信材料，对她的文字和经历产生兴趣。他通过旧相识打听到金韫颖的下落，见面后发现，书信中那个带有旧式宫廷气息的女子，已经变成了靠卖烟维持家庭的普通妇女。
章士钊认为，金韫颖虽然出身特殊，也有过需要检讨的经历，但她已经主动走出旧家庭，靠劳动谋生，不能任其长期处于无业状态。于是，他将金韫颖的身世、处境以及她亲笔写下的自述，一并呈送中央。
文件送到毛主席那里时，材料中还有照片、书信和诗作。毛主席认真看完章士钊的来信，又阅读金韫颖的自述，在文件上写下：“批准。”
这两个字，意味着有关方面同意为她安排工作，使她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生活。它不是对旧身份的恢复，也不是对过往经历的抹去，而是对一个已经走入群众、愿意靠自己生活的人的实际安排。
1956年，在有关方面安排下，金韫颖曾与家人探望溥仪。此时的她，早已不再是宫墙里的格格。她经历过逃难、谋生、审查和家庭困境，也亲手把自己的旧身份，一点点放回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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