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南中国海无风，海面平得像一块灰蓝色的铁板。
霍英东站在“民安号”舵房外的铁梯上，手搭凉棚往远处看。船已经走了两天两夜，海图上的标记一个个被划掉。船长老黄从舵房里探出头喊：“东哥，照这个速度，明晚能到。”
霍英东点点头，没说话。天边堆着几朵乌云，他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跑船的人都有这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迷信，是浸在海里太久泡出来的一种本能。
这是一条旧货轮，吃水浅，跑外海有点勉强，但好处是灵活。船舱里装着一批无缝钢管、黑铁皮和橡胶，还有几十箱贴着英文字母的盘尼西林。这几样东西在当时的香港算不上值钱货，但运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批货是内地的华润公司在香港采购的，委托霍英东的船队承运。钢管是给志愿军抢修桥梁的，药品是运往后方医院的。霍英东只负责运输，收取一份常规运费，不赚货物买卖的钱。
那年霍英东27岁，身形精瘦，一双眼睛不大，却总是在估量着什么。只有老黄知道，这个年轻人心里压着多大的事。临出发前老黄提醒他，英国人加了巡逻艇，这条线不太平。霍英东听了，只回了一句：“我知。”
他当然知道。美国第七舰队堵住了台湾海峡，英国人也跟着下了禁运令。往北走的航线，被一刀切断了。但北边急等着这些东西救命，供需之间的裂缝，大到足以吞下任何胆量。霍英东就是那个敢往裂缝里跳的人。
战后的香港百业萧条，他一个没背景的水上人家子弟，想在洋行里分一杯羹简直是做梦。唯一的路，就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买卖。那时候商人们都在哄抬禁运物资的价格，但霍英东从来不漫天要价，碰上低利润的物资，他甚至自己贴钱压价。他算过一笔账：自己少赚一点，国家就能多买一船货。
出发前，霍英东去了一趟湾仔的旧街。母亲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木板隔间里，她4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像60岁。霍英东往桌上放了一沓钱。母亲看了一眼，没有数，只是把钱推到一角，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出远门，小心风浪。”
霍英东点点头。他不敢告诉母亲自己要去哪里，但他知道，母亲什么都知道。这个一辈子没念过书的女人，在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在海难中丧生后，靠着洗衣缝网，硬是把他送进了香港最好的皇仁书院。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他的学生时代永远停在了十八岁。他去做过加煤工、码头苦力，每一行都教会了他一点东西。这些经历把他磨成了一把刀，刀刃藏得很深，但一直在那里。
夜色降临后，海上起了薄雾。霍英东倚在船舷上，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海上跑船有个老规矩，夜航不打明火。
二副阿陈端着两碗番薯糖水走过来，压低声音问：“东哥，你说今晚会不会有事？”
霍英东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三个字：
“别出声。”
话音落下去不到半分钟，阿陈先是听到了声音，然后才看到了光。那是从船尾右后方传来的马达声，高转速，而且是好几条。阿陈的糖水碗从手里滑了下去，摔得粉碎。霍英东一把按住他的肩膀：“别动。”
几束强光斜斜地切进甲板。阿陈借着光亮看清了——三条快艇品字形围过来，每艘艇上都站着人，手里的家伙在灯光里闪出冷硬的金属光泽。
老黄在舵房里慢慢把轮机降到了最低转速，货轮在海面上停了下来。快艇靠上来了，钩索甩上来，铁爪咬住船舷。不到一分钟，整条船就被控制住了。
船员们被赶到前甲板上，浑身发抖。霍英东站在人群最前面，他没有蹲，没有跪，甚至没有弯下腰。
一个汉子从黑暗里走了出来。他大概四十岁出头，脸上有一道疤，把整张脸劈成了不对称的两半。他的手里提着一把左轮手枪，目光在甲板上扫了一圈，像是在点货。直到他看到了霍英东，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撞在一起。
刀疤脸大步走过来，左手攥住霍英东的衣领，右手一抬，枪口结结实实地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枪管是凉的，那股凉意顺着神经一路往下窜。霍英东的太阳穴上能感觉到自己血管的搏动，一下一下地顶着那圈金属的边缘。
“你是不是这条船的主事人？”刀疤脸开口了。
霍英东没有回答。他的眼睛没有躲闪，直视着对方。他认识这种眼神，他们在码头扛货、在黑市打交道时都见过。这种人不是天生的亡命徒，凶悍是一层壳，壳下面压着的是生存。
甲板上安静极了，整个世界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霍英东开口了。他没有吼，没有喊，用的是一种很平常的语调，像是在码头茶档里跟熟人聊天。他看着刀疤脸的眼睛，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不长。刀疤脸的手停住了，瞳孔微微缩了一下，握枪的手指不可察觉地松了一扣。他的眼神没有刚才那么冷了，像是封死的冰面上被敲出了一条裂纹。
大概过了十几秒，刀疤脸的手指从扳机上松开了。他慢慢把枪口从霍英东的太阳穴上移开，往后退了一步，又看了他一眼。这一次的目光里，凶狠还在，但多了一层掂量。
他转过身，朝手下扬了扬下巴，说了一句很轻的话。那些人互相看了一眼，开始往船舷退去。最后走的是刀疤脸，他踩上船舷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像一个句号。
马达声重新响起来，三艘快艇朝着黑暗深处驶去。
老黄第一个站起来，腿肚子还在打颤。他走到霍英东身边，发现霍英东还站在那里，背脊还是直的。老黄张了张嘴，霍英东先开了口：“开船。”声音跟平时一模一样，平稳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轮机重新启动，货轮调头继续开。
阿陈终于缓过劲来了，他端着碗坐到霍英东旁边，犹豫了好半天才问：“东哥，你跟他讲了什么？”
霍英东把叼了半天的烟点上了，过了好一阵才说：“我同他讲，钱归你，货我带走。你抢这船钢管没用，我往后常年在这片海域跑船，修船、销货、过海都免不了打交道，放我一马，日后好相见。”
阿陈愣住了：“就……就这？”
“还有，”霍英东吐出一口烟，“我同他讲，这船钢管是志愿军前线抢修桥梁的战备物资，是国家的东西。货若是丢了，我没脸见那些在战场上等着物资的同胞。我阿妈教我，做人要对得住良心。这批货，我必须带走。”
老黄后来跟人讲起这件事，说过一句话：“我跟东哥跑船跑了那么多年，那天晚上我才算真正认识他。这个人不是胆子大，他是心定。他心里装着的东西，比这条船大得多。”
天亮的时候，太阳从海平线下拱出来，把海水染成一片橘红色。霍英东站在船头看着前方，身形在晨光中显得很瘦小，但站在那里的姿势像是谁都推不倒。
前方是祖国的海岸线。这一船钢管、铁皮和药品，将先卸在澳门，再转广州，最后调拨送去朝鲜前线。变成被炸断的桥梁上重新焊起的钢梁，变成伤员手术台上的一支支盘尼西林。
霍英东知道，自己这一趟跑的不是生意，是替国家补上一段被封锁线掐断的补给路。那条禁运线，拦得住洋人的船，拦不住一个水上人家子弟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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