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关于杨岳彬结局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他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便已被处决；也有材料称，他曾以“诈死”的方式躲过追查，直到1950年才被捕。争议落在结局，事情的脉络却相对清楚：一个曾经站在红军队伍中的人，最终因对前途失望而倒向对手，又因一桩婚姻纠纷走到末路。
杨岳彬早年受过教育，1925年前后参加革命。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随部队转战，走上井冈山。那时的队伍规模有限，装备简陋，面对的却是兵力和物资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许多人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看见了胜利，而是因为相信眼前这条路值得走。
杨岳彬显然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信念。按照当时不少人的理解，革命军队应当夺取大城市，再通过正规战争扩大战果。但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若继续硬攻城市，很可能被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转向农村、保存力量、建立根据地，正是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形成的选择。
井冈山的实践并非一开始就人人赞成。对杨岳彬而言，山地斗争艰苦，前途又看不真切，悲观情绪由此滋长。据说，毛泽东曾专门找他谈话，试图帮助他认识形势。后来红军在井冈山接连取得一些胜利，他的态度才暂时稳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个人思想的变化，往往和身边环境紧紧相连。战事顺利时，信心容易恢复；遭遇挫折时，原先压下去的疑虑又会冒头。杨岳彬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反复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他看重个人位置，也更在意眼前得失，一旦觉得自己被冷落，便很难继续忍耐。
1930年，红军进行整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相继组建，并归入红一方面军。杨岳彬一度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低。可到了1931年以后，他逐渐离开重要岗位，个人处境发生变化。对一个把职位看得很重的人来说，这种落差足以动摇原有立场。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中央苏区面临严重压力之时。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在南方的部队则转入游击斗争。杨岳彬属于被留下的人员。山林中的生活远比机关工作艰苦，补给困难，敌军封锁严密，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险境。
他把组织上的安排理解成了个人被抛弃，把革命道路上的困难理解成了事业没有前途。于是，杨岳彬带着妻子离开游击区，准备向国民党方面投降。抵达山下后，他发现围堵部队与余汉谋有关，双方原本相识，这让他认为自己能够获得接纳。
余汉谋确实出面收留了他，并将情况上报。蒋介石得知后，没有给出重要职务，只让这名有文化的投降者到报社工作。杨岳彬随后撰文攻击红军，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期待中的重用。投降之后的日子，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顺畅。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余汉谋斡旋，杨岳彬被安排到河南桐柏担任县长。县长毕竟是一方行政长官，他也曾办理地方事务，显示出一定办事能力。遗憾的是，职位带来的满足感没有改变他的性格，反而使他重新把权力当成处理私人关系的凭借。
任职期间，杨岳彬与当地女子刘东秀结婚。问题在于，他此前已有妻子，而且原配曾是红军成员。这桩婚姻因此埋下冲突。一天，趁杨岳彬不在家，原配将刘东秀枪杀。案件本是家庭纠纷，却因死者家族背景而迅速扩大。
刘东秀有三位兄长，其中一人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将，三人又都有黄埔军校经历，在军政系统中各有关系。他们联名向蒋介石申诉，要求追究凶手及相关责任。杨岳彬作为县长，不可能置身事外，案件随即进入正式查办程序。
据一种说法，杨岳彬最终被处决；另一种说法则称，他曾借助伪造死亡逃避惩处，1950年被查获后才受到处理。无论哪一种结局属实，他从红军干部到投降者，再到地方官员的经历，都说明职位和个人利害一旦压过信念，所谓“前途”很容易变成不断退让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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