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5日中午，陕北劳山山道上，周恩来乘坐的车队刚驶入一处山坳，四周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山路狭窄，车辆无法掉头，袭击者又占据高处，三辆汽车顷刻间成了暴露的目标。
这次出行并非普通公务。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中共中央需要派周恩年前往西安，筹备八路军办事处。路线从延安出发，经劳山、甘泉、富县、黄陵等地，最终抵达西安。
行程本来十分隐秘。延安当时缺少车辆，车队只能临时租用三辆汽车。警卫排长陈国桥带人负责外围警戒，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上，随行的还有张云逸、孔石泉、陈友才以及机要、勤务人员。
上午9时左右，车队离开延安。到了中午，汽车爬上一段陡坡，前方道路忽然变得坑洼难行。司机刚想加速冲过，右侧车轮便陷入了事先挖好的沟坑，车身一歪，整支队伍被迫停下。
枪声随即从山坡两侧传来。
车窗被击碎，轮胎接连中弹，司机也受了伤。警卫人员跳下车还击，但袭击者居高临下，且早已在山上布置好火力，战斗一开始便十分被动。周恩来没有躲在车内，而是利用车体作掩护，指挥人员寻找突围方向。
“不能困在公路上，往右侧山林撤！”
陈友才很快发现，敌人的主要火力都集中在道路一线，右侧树林反而相对空虚。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几人决定借灌木和高草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
有意思的是，陈友才的身材与周恩来相近。当时他特意穿着一件黄呢子制服，从远处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周恩来。突围过程中，他突然向另一侧奔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袭击者果然上当。
陈友才连续中弹，仍扶住汽车坚持射击。直到周恩来等人进入林地，他才因伤势过重倒下。敌人冲到近前，从他身上搜出一张被鲜血浸透的名片，名片上印着“周恩来”三个字。这个细节让他们误以为目标已经被击毙，便匆忙撤离。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穿过山林，抵达延安方面设在附近的检查点，才算脱险。随后，消息传回延安，中央立即派出人员赶往现场。公路上只剩下损毁的汽车、弹壳和牺牲人员的遗体。
这场伏击中，包括陈友才在内，共有11名警卫人员牺牲。陈友才并不是普通警卫，他还担任周恩来的副官，熟悉行程安排和沿途情况。为了掩护首长，他主动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位置，这也是袭击者误判身份的关键。
真正令延安震动的，并不只是伤亡数字，而是情报泄露的问题。周恩来何时出发、走哪条道路，原本都属于严密保密内容。敌人为什么能够提前挖沟设伏？消息究竟从哪里传出去？这些问题必须查清。
毛泽东将调查任务交给谢滋群。侦查人员没有只盯着现场寻找物证，而是深入劳山一带走访群众。当地百姓长期受匪患侵扰，对山中武装人员的来历多少有所了解。一位上山砍柴的老人提供了重要线索：案发前，他曾见到一伙携带枪械的人上山，其中有人是土匪头目李青伍的手下。
李青伍不是临时聚集的散匪。他原本属于黄龙山一带哥老会势力，手下有不少武装人员。1934年，这股力量曾被红军争取并改编，后来李青伍被国民党方面策反，杀害原有负责人，重新控制队伍，转而从事刺探情报和袭击活动。
侦查继续深入后，延安方面查出，李青伍与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冯长斗存在联系。冯长斗掌握部分内部情况，再将周恩来赴西安的消息传给李青伍。李青伍认为这是邀功请赏的机会，便联合民团头目姬延寿策划伏击。
为防止手下知道真实目标，两人只宣称要拦截过路汽车。4月24日晚，他们在必经道路上挖沟设坑，次日清晨带人上山埋伏。袭击者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中央领导人的车队，更没想到陈友才会穿着与周恩来相似的衣服，替周恩来承受火力。
案情查明后，延安方面随即组织力量清剿李青伍、姬延寿一伙。经过追捕和战斗，这股长期危害当地百姓、又被国民党利用的武装最终覆灭，冯长斗等相关人员也受到处理。
劳山遇袭留下的，不只是一次交通线上的伏击记录。它暴露出边区早期保卫工作面临的复杂环境：道路偏僻、车辆缺乏、情报系统尚未完善，地方匪患又与外部势力相互勾连。烈士遗体后来被运回延安，安葬于宝塔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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