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19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85岁的郑维山接到了病危通知书。病床上的他没有慌乱，也没有让家人反复安慰，只是示意妻子孙景波和子女靠近一些，准备口述一封信。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郑维山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走到生命的末段，有些话必须交给组织，有些身后安排也应当提前讲明。身体虚弱，声音断续，家人便一边听，一边记录，前后用了几天时间才整理完成。
信中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治疗已经没有实际效果，希望组织适时停止，不要再耗费过多医疗经费；自己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平日积存的书籍，送给大别山的学校，让山区孩子使用。
他还提出，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交医学单位作病理解剖，火化后将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文字并不华丽，却把一个老党员对公与私的取舍写得十分清楚。
有意思的是，郑维山并不是临终前才这样要求。早在住院治疗期间，他得知每天使用的部分药物费用较高，便对医生说：“能不能少用些贵重药，把钱省下来。”在他看来，个人治病与军队建设之间，不能只考虑自己。
这种思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郑维山出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家庭，少年时期做过放牛娃，受教育时间很短。父亲郑国祺参加过黄麻地区的革命活动，家中常有革命者往来，年幼的郑维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接触了革命。
他很早便参加地方革命组织，随后进入红军。从传令兵做起，经历战士、排长、指导员等基层岗位。徐向前对年轻人的要求很实际：真正的指挥员，不能只会传达命令，还要懂得部队、熟悉战士，知道一场仗究竟难在哪里。
郑维山把这番要求带进了战场。他作战果断，行动迅速，遇到关键处敢于承担责任。平津战役中的新保安之战，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郑维山指挥的部队原本承担从南面、西面实施包围的任务，行军途中却发现东南方向出现援军。若等候层层请示，援军一旦与城内部队靠拢，局面就会发生变化。
郑维山随即调整部署，令部队抢占洋河以北阵地，先挡住援军。这个决定曾受到上级提醒：如果第三十五军因此逃脱，部队需要承担责任。郑维山没有退缩，后来援军果然到来，双方激战一日，援军被击退，第三十五军也未能突围。
战斗结束后，他没有让部队盲目追击，而是下令返回原地，继续执行包围任务。快，是为了抓住战机；稳，是为了不忘全局。老部下常说，这就是郑司令的脾气，打仗敢下决心，办事却不离开实际。
晚年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期间，他年近古稀，仍多次深入西北高原勘察地形，行程达数万公里，参与修订战区作战预案。离开领导岗位后，他还整理战争经验，关心部队建设。对他而言，职务有变化，责任感并没有减弱。
郑维山口述信件期间，张万年、迟浩田、张震等领导曾到医院看望。中央收到信后，认为内容十分感人，但并未全部同意。毕竟，一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其告别不能完全按照个人意愿处理。
5月9日21时10分，郑维山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第二天，医院依照家属意见组织专家对遗体进行病理解剖。5月21日，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送行仪式没有长篇悼词，更多是对一位老战士的安静致意。
6月12日，骨灰被送回大别山屋脊洼。那里是他少年时生活、放牛的地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骨灰撒向山间时，陪伴他的不是铺张的仪式，而是故乡群众、山路和曾经熟悉的土地。
5月10日，张万年看到这封信后批示：“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这种精神在人生观教育中我要讲。”这句话被郑维山的老部下反复提起，因为信里的每一项请求，都能在他一生的选择中找到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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