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政务院准备组织淮河视察团，地点涉及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张治中原本被安排担任团长。就在出发前，他的腿疾突然发作，神经牵痛加上头晕乏力，连下床都变得困难。
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却让张治中十分着急。淮河治理关系灾区百姓，视察团不能因个人原因耽搁。他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请准假休养，并建议由邵力子接替自己带队。
信送到毛泽东手中后，很快有了回音。毛泽东在信中表示，视察团由邵力子负责即可，嘱咐张治中安心养病。信写于1951年5月5日，落款简短，却透出对这位党外老朋友的惦念。
毛泽东没有只让人转交公文，而是请江青亲自把信送到张家。江青先打电话询问，得知张治中已经卧床，便没有停留在客厅寒暄，直接来到病床前。
张治中看到江青，又看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反而显得局促。他连忙说：“我是小病，竟累主席费神，心里实在不安。”对他而言，这份不安并非客套，而是长期身处政治风云中的谨慎。
江青没有顺着病情多作安慰，反倒提起旧事：“你能三次到延安，我到你家来一趟又有什么稀奇？”一句话把屋里的拘谨冲淡了。张治中想起往年交往，脸上才有了笑意。
两人的交集，早在1946年3月便已出现。当时，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调处小组结束工作，张治中与马歇尔到延安考察。中共中央设宴欢迎，毛泽东、江青、马歇尔和张治中同席，但特殊局势下，彼此只是礼节性问候。
真正使双方熟悉起来，还是张治中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长期交往。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负责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重庆居住的地点，也由张治中腾出自己的住所安排。这样的细节，说明两人并非普通的谈判对手。
张治中在国民党内部资历很深，却没有把自己变成单纯的军事强人。他主张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政策，也反对把国共分歧推向无休止的战争。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后，他一度准备返回南京，牵挂的正是蒋介石多年的知遇之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找他谈话。周恩来的话尤其直接：“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张治中沉默许久，最终选择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务工作。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江青为何会受托登门。张治中不是普通的旧军人，他既与国民党有深厚历史关系，又在关键关头选择留下，后来还长期参与国家事务。对这样的人，毛泽东的关照带有私人情谊，也包含政治上的信任。
江青在张家停留约一个小时，问起病情、用药和饮食，又与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交谈。她说张治中已经届花甲，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劳累，并请洪希厚多加照料。张治中和洪希厚相伴多年，育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家庭关系一向稳定。
张治中的腿病，源头要追溯到青年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后，21岁的他到上海参加学生军。一次踢球时，他被同学脚上的钉子鞋踢伤，伤口化脓，半年多不能正常行走，险些被学生军除名。
这次意外没有改变他的军旅道路，却留下了终身病根。后来他进入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毕业。几十年军政生涯中，腿部疼痛时好时坏，到了晚年，发作更加频繁。
1958年9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大江南北，张治中随行。武汉举行舞会时，张治中只坐在一旁观看。毛泽东问他为何不跳，他回答不会。江青听见后，主动邀请他共舞一曲。
张治中缺少舞步，只好自嘲：“我跳舞不管音乐，不管步子，也不管舞伴。”毛泽东见状笑着打趣：“你也下海了！”江青则替他解围，说跳得并不差。这种轻松场面，正是多年交往后才有的自然状态。
同年9月18日，在合肥交际处宾馆，江青还询问张治中的身体，谈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睡眠太少。张治中担心主席长期劳累，便请她帮忙劝说。江青随后又提起北京的一位中医，建议他回京后诊治腿疾。
张治中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更为深厚。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举行婚礼，张治中曾到场祝贺。新中国成立后，两家往来密切。1961年10月12日，邓颖超还写信送来虎骨胶和燕窝，称他为“文白兄”，并问候洪希厚。
张治中后来被称为“和平将军”，并不只是因为参加过几次谈判。他经历过重庆谈判、北平和谈，也曾参与新疆、台湾等问题的处理。政治立场几经变化的人很多，能在时代转折处保持沟通、避免兵戎相见，张治中确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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