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专题论坛“贸易新风向”@2026年WTO公共论坛
2026年9月16日，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受邀参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贸易风向”（Trade Winds）系列特别活动“全球贸易现状：研判趋势与挑战”（The State of Play for Global Trade: Spotting Trends and Challenges），与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W·斯泰格（Robert W. Staiger）、 欧盟驻WTO大使玛丽亚·马丁-普拉特（Maria Martin-Prat）、 美国前商务部工业与分析助理部长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等讨论WTO最新报告和极具争议性的相关话题，本次直播专题论坛由欧盟前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主持。
以下为研讨实录：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哇，今天这个会场真安静。各位下午好。欢迎参加“贸易风向”（Trade Winds）。这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每月举办的一项贸易活动。我叫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是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9月这一期从WTO公共论坛现场举行，我觉得这非常好。同时，我们也在向“贸易风向”平时的观众直播。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嘉宾阵容。最近几天一直参加论坛的人可能已经遇到或者听过其中一些嘉宾，但今天这个组合是全新的。我们要讨论全球贸易的现状——显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也会讨论WTO的重要性以及WTO改革。
首先是罗伯特·W·斯泰格教授，他是WTO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座很多人可能昨天已经听过他介绍《世界贸易报告》，今天我们也会谈到这份报告。
之后，我们将与其他几位嘉宾展开讨论。我们有欧盟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的玛丽亚·马丁-普拉特大使。她长期从事欧洲贸易和经济安全事务，最近之前还担任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副总司长。
我们还有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先生。他在中国还担任多项咨询职务，比如曾任国务院参事，同时也是多家美国智库和大学的研究员。
还有纳扎克·尼卡赫塔尔女士，她是Wiley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同样拥有非常丰富的贸易经验。她曾任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工业与分析助理部长，也曾负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相关事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嘉宾都非常专业、经验丰富。欢迎各位。
我想，我们先从这份报告开始。请WTO首席经济学家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昨天刚刚发布、还可以说“油墨未干”的报告。这份报告非常鲜明地捍卫了WTO的价值，不仅仅是原则意义上的价值，也因为WTO实际上对贸易非常有用，并且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好处。
所以，我先把时间交给您，之后我们会就报告内容展开讨论，也听听世界不同地区对贸易的不同看法。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会接受现场提问。非常感谢。罗伯特·W·斯泰格，请。
罗伯特·W·斯泰格（Robert W. Staiger）
谢谢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共论坛并介绍《世界贸易报告》，整个日程非常紧张。
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我有多忙，我刚刚还在跟一些代表开会。我手里有好几包资料，一包是给刚才那场会议的，一包是给这场会议的。结果那场会议一开始，我就把《世界贸易报告》发给了每位代表。然后我突然发现，那些其实是给今天台上几位嘉宾的。所以我只好再去把报告要回来。
今年的《世界贸易报告》和往年有所不同。我们没有选一个具体的贸易议题，而是提出了关于世界贸易体系更加根本的问题，包括这个体系本身的价值、运行逻辑，以及它可能存在的问题。
报告其实面对两类受众。第一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是WTO成员。对于这部分受众，我们希望提供一个知识基础，为今后的改革讨论提供帮助。因此，我们没有越过界线直接提出改革建议，而是努力诊断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以及可能怎样处理相关问题，从而继续前进。
第二类实际上包含很多群体，包括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普通公众。也许从普通公众开始讲最容易说明我们报告想传递的信息。如果你在街头跟人聊天，经常会听到两种说法。
第一种很常见：“WTO不是已经无关紧要了吗？那里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我也跟一些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聊过，他们发现这几年选国际贸易法课程的学生人数大幅下降。学生用脚投票，觉得WTO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另一方面，有时你又会听到非常乐观的观点：有人看看贸易统计数据，说全球贸易还是在不断向前发展。没错，我们经历了很多政策扰动，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还需要担心？
我们的报告试图在这两种极端看法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而我们认为这更能反映实际情况。这条中间道路就是：WTO仍然提供着真实的价值，从经济逻辑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过去有价值、今天仍然有价值；与此同时，WTO并非一切正常，规则的运转方式也存在问题。报告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非常详细地研究了这个体系持续存在的价值。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的数据。尽管我们每天看到各种关税扰动和新闻报道，很容易让人觉得WTO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各国似乎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实际上，全球仍有72%的贸易是在成员谈判并承诺遵守的最惠国税率之下跨境进行的。
这个数字不是完美的衡量指标，但至少可以作为观察体系健康程度的一项指标。它说明，即使存在今天这些扰动，WTO承诺对于全球贸易仍然十分重要。
但与此同时，两年前这个比例还是80%。现在是72%。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无论这个指标具体捕捉到了什么，它所显示的趋势都是，情况正在以某种令人担忧的方式减弱。
所以，这个数字很好地概括了我们报告希望传达的信息。
之后，我们讨论了WTO价值的很多其他方面，包括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以及规则如何发挥作用：非歧视、最惠国待遇、互惠、透明度、灵活性等等。
灵活性其实特别有意思。你可能会想，规则的目的既然是让国家作出承诺，那规则中的“灵活性”岂不是会削弱承诺？但实际上，规则从来都不是这么运行的。
我们试图说明，灵活性的作用始终是一种平衡。无论GATT时代还是WTO时代，都必须回答：各国希望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承诺束缚自己的政策选择，又希望保留多大程度的自由，以便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这始终是一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变化，这个平衡本身也必须调整。
我们的一个核心信息是，互惠、最惠国待遇、非歧视、透明度、灵活性和可执行的争端解决等基本原则仍然存在，但是随着时代变化，GATT和WTO成员始终需要调整这些原则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方式。
今天，我们大概已经30年没有进行过大的调整了。1995年乌拉圭回合是GATT最后一个成功的大型谈判回合，并由此建立WTO。之后有多哈回合，但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1995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变化，反而可能是规则过去成功发挥作用的最好证明。比如1995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约占全球贸易的23%。到2024年，同一组经济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45%，接近翻了一倍。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带来了增长、发展和收入趋同，其程度是过去世界几乎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成果归功于这个体系。
但与此同时，这也创造了新的挑战。1995年谈判形成的许多承诺——市场准入承诺、关税承诺等等——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今天的现实。
因此，《世界贸易报告》的一个主题，就是分析数据，回到规则本身应该怎样运作的理念，并指出这种变化正是给体系带来挑战的一个重要发展。
我们还回顾了历史。我认为这是报告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很多挑战在过去其实都能够找到回声。
我们引用了很早以前的总干事，比如GATT第一任总干事埃里克·温德姆·怀特。当初GATT其实根本没打算成为一个正式机构。1947年，原本计划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但美国国会拒绝了，因为协议中很多内容被认为侵蚀主权。最终，我们只留下了GATT，而它原本只应该是一项临时性的、第一阶段的安排。
早年间，温德姆·怀特主持过很多研究。我们在报告中引用了一些。他们当时讨论的问题，有些内容今天拿出来看，会发现和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非常相似。当然，今天的规模不同。成员现在面临的问题更加集中，也更重大，而且涉及这些问题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份量远比过去大。
但我们仍然可以学习过去是怎样处理这些挑战的。当然，同样的解决方案今天未必适用，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希望，也可以提供一些务实处理问题的方法。
我最后再讲一点，因为我看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已经用眼神告诉我该往下走了。
规则实际上始终是以务实方式适用的。最惠国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的祖父正在看报纸，然后问你：现在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不是正在受到挑战吗？应该怎么办？我们没有现成答案。
但我们可以说，这些基本原则——比如非歧视和最惠国待遇，以及刚才列出的其他原则——从GATT一开始就从来没有被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机械执行。
比如，GATT第二十四条从一开始就是最惠国原则的例外，它允许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所以，从第一天起就可以看出，原则从来不是僵化适用的，真正的问题一直是：如何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应用原则，并针对现实情况允许一些例外？
第二个经验是，GATT和WTO选择的例外通常都是基于规则的例外。也就是说，在明确规定的条件下允许例外。
比如第二十四条并不允许任意的关税歧视。它允许你与某个伙伴建立优惠安排，但首先，你必须最终走向自由贸易。不能说我和你随意商量一个不同的关税。同时，还必须覆盖“实质上所有贸易”。
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在机制里放了一点“沙子”，允许一定歧视，但不让歧视无限蔓延。
这些规则如何影响自贸协定伙伴间的议价力量，还有很多其他解释。如果规则要求双方最终关税都归零，那么有些问题就不需要再谈判——不是你税率多少、我税率多少，而是如果要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最后都应该是零。
这种更有规则、更有秩序的谈判方式，就是规则体系能够提供的一部分价值。
我们的《世界贸易报告》还设计了很多不同情景。我们发现，如果规则体系瓦解，风险最大的其实是规模较小和低收入经济体。
如果再给我两分钟，我讲一下这些情景。我已经介绍这份报告太多次了，已经不记得刚才有没有讲过那个“10%”的数据了。如果还没有讲，我至少告诉大家结论，因为媒体一定会报道它。
假如你的祖父问你：“那个10%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上述背景基础上使用定量贸易模型。当然，我自己就是经济学家，也是贸易经济学家，我认为定量贸易模型非常有用，但具体数字应该加上一大把“盐”来看。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我们用这些模型，是为了大致了解一个效应在量级上是否足够重要，而不是争论到底是10%还是8%。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设计了三个情景。
第一个情景是改革成功，世界在贸易合作方面比现在做得更好。报告列出一些我们认为现实可行的行动，它们并不疯狂，其中一些已经摆在谈判桌上。如果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的定量结果显示，全球GDP平均可能提高约3%。
那么其他情景呢？大多数成员政府都认为维持现状并不是可行选项。既然现状不是选项，如果改革又失败，那么替代方案就会是比较糟糕的结果。
我们分析了两个坏情景。
第一个是世界分裂成地缘政治集团，包括西方集团、东方集团，以及一批不结盟国家。我们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常见的方法，根据各国在联合国投票记录之间的距离划分集团。在集团内部假设存在合作和接近自由贸易，但不同集团之间不合作。
你可以想象，这可能是一个WTO实际上已经无法缓和和促进集团间合作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全球GDP可能下降5.1%。
最后一个情景是世界主要由自由贸易协定构成。它并不是按照地缘政治划分，而是基于目前已经存在的自贸协定，再加上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可能形成的新协定。
关键区别在于，不同自由贸易协定之间没有合作，不像WTO框架下还有第二十四条维持一定合作。结果，这是我们设置中最糟糕的情景：全球GDP可能下降6.9%。
那么“10%”怎么来的？好的情景大约提高3%，最糟糕的情景大约下降7%，两者相差约10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认为WTO改革成功与否所涉及的潜在利益规模。
对我来说，这是向祖父解释“WTO为什么重要”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如果改革成功，我们可以比现在高3%；改革失败，我们可能低7%，这就是约10个百分点的GDP差距。
而且，这还只是世界平均数。如果看最不发达国家，它们面临的差距可能达到收入的25%。这在直觉上也很好理解：为什么没有规则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损失最大？因为它们规模小、贫穷，在一个以实力议价的世界里会受到更差的待遇。
好了，我把几个最重要的数字都讲出来了。先停在这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非常感谢。我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出色的报告，也鼓励大家去读。它非常及时，写得也很好，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多边合作和WTO如此重要。
不仅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很美好，而且因为它确实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实际价值，一旦失败，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而且，这也不只是拿去跟我们的祖父解释。报告还说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行动能力。即使你不同意具体某一个数字，我们仍然可以影响未来究竟走哪条道路。这非常重要。
报告里还有很多内容值得阅读。谢谢您精彩的介绍。
先请大家作一些初步评论。王辉耀，您先开始，然后我们沿桌子依次进行。
王辉耀
好的，非常感谢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主持。我觉得罗伯特·W·斯泰格刚才介绍了一份非常出色的报告，也祝贺这份报告在这样一个非常及时的节点发布。
我特别想说，在战争仍在发生、贸易战仍在发生、制裁持续存在、过去十年经历如此多动荡的情况下，全球仍然有70%以上贸易按照WTO规则进行。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贸易仍然遵循这个体系。这本身就是WTO成功的证明。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它。
刚才您还提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占全球贸易约23%，现在已经达到45%，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中国的贡献。
谈到WTO为中国做了什么，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第25年。WTO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发展模式。比如，中国能够使8亿人口摆脱贫困，我认为其中一部分也要归功于WTO和中国经济自由化。
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出一种非常独特的经济模式，可以说是“混合型经济”。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完全类似的模式。
比如，中国经济中私营部门占约60%，贡献大约一半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和90%的企业数量。
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它们大约占中国GDP的15%，雇用了约4000万人，并产生中国约40%的进出口贸易。这里面包括特斯拉、苹果等很多企业。
然后还有国有企业，它们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在稳定经济、抗灾救援等方面发挥作用。所以，这种由私营企业、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构成的三元混合经济，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而且帮助了中国的发展。
此外，中国也为世界作出贡献。加入WTO以后，尤其过去一二十年，中国持续贡献全球GDP增长的30%以上，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即使在贸易战、关税战持续的情况下，中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相当可预测、可靠的贸易伙伴。
中国与世界很多地区开展贸易。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产能过剩”、补贴等问题的指责，但我可以举个例子。欧盟与中国贸易也许存在逆差，但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总体贸易仍然是顺差。
而且，中国对欧盟出口中大约一半是中间产品。这可以帮助欧洲制造商增强竞争力、提高效率。
另外，现在对电动汽车、绿色电力生产能力、太阳能、风电等也存在很多限制。但这些不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吗？
如果现在有更加便宜的能源可以使用，而我们又正在遭受高能源成本，为什么不用呢？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绿色革命，也正在发生绿色全球化，WTO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研究。我甚至建议，明年WTO可以研究一下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情况。
比如苹果手机可能80%在中国制造，但中国主要获得的是生产环节的劳动力成本，真正的利润却流向其他地方。“中国制造”不等于“利润留在中国”。
特斯拉也是一样，还有很多类似企业。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特斯拉等外国企业。所以，我们确实需要更加细致地分析这些问题。
总体来说，我认为WTO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发达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真正坚持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和平等待遇。未来25年，世界可能要经历一段非常颠簸的时期，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环境下，商业和贸易可能反而是最可预测、最可靠的东西，是全世界人民的“饭碗”。
如果我们把贸易本身破坏掉，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真正应该“去风险”的，是不做贸易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能够举办这样一场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谢谢。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毫无疑问，WTO确实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就像大家也都说的，现在也存在挑战。
如果我们不正面面对这些挑战，而只是用一些漂亮的话绕着问题走，我们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我以前在乔治城大学教WTO谈判。现在学生都不来上这种课了。我现在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国家安全法，对吧？这是有原因的。刚才斯泰格教授也提到了这一点。
坦率地说，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尊重，因为我关心这个机构，也希望取得进展，而且我确实相信WTO作为一个机构的价值。但必须是一个能够随着时代变化实现现代化的WTO。
现在已经不是20世纪90年代。WTO不能继续停留在过去。现在存在长期、严重的规则滥用问题。WTO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
WTO不能通过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套“虚构现实”来看这个世界，而必须看清现实本身，真正听取各国的抱怨，讨论问题到底在哪里。
美国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大家这几天已经反复听到。美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对WTO的信任。
我们有上诉机构问题，包括协议解释问题，以及WTO不应该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国家如何定义自身核心安全利益的问题。
我不是经济学博士，但我确实有经济学硕士，所以也懂那么一点经济学，足够让我“危险”。
WTO过去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很多国家的财富都增加了，而且大家基本都接受同一套规则。
当然，永远会有人作弊。但只要大家作弊的程度大体差不多，WTO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可以解决这些争端——前提是成员国确实愿意继续向前、解决争端、使用WTO并遵守规则。即使偶尔有人违规，体系也能运转。
但现在它运转不下去了。
另外，我还想回应刚才那个观点。用总量数据告诉我们，说这里有贸易顺差、那里有贸易顺差，这并不能说服我。这些总量数据会掩盖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直奔主题。
问题有几个。当然，不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我要讲的主要问题确实源自中国。
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没有遵守规则——我待会会具体说——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通过压低价格、压制和降低全球价格，同时压低全球工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扭曲。
这正在制造大量摩擦，也正在导致各国之间发生争端。根据我在华盛顿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经验，现在每个国家似乎都在争抢自己的市场份额，因为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增长，以及中国拒绝遵守WTO规则，已经打乱了原有格局。
我很快列一下，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些问题：禁止性补贴、实施禁止性补贴；缺乏透明度，不通报补贴；技术转让；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对其他国家和企业实施歧视性待遇；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其竞争方式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根本无法匹敌的；产能过剩。
还有，通过调整经济中的几乎所有杠杆——土地、劳动力、电价、原材料价格——来压低成本，以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价格出售商品。
还有强迫劳动。这个问题我甚至不想在这里展开争论。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中国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WTO是一个机构。先把政治放在一边，仅仅从经济影响来说，我们难道所有人都要假装没有看到？
这就是另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
我还是那句话，WTO不能继续把头埋起来，必须正面面对这些问题。
2017年，我和一批华盛顿的贸易律师来到WTO，讨论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以及中国针对欧洲和美国提出的争端。
当时，WTO一个职位很高的人告诉我：“WTO不能在最大的两个成员——中国和美国——之间作选择，否则WTO本身将不复存在。”
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哇，WTO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活下去，而不是完成成员国托付给它的任务，也就是执行规则。
另外我想说，1995年的规则确实必须现代化。这些规则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
举一个例子，就是反倾销规则。
反倾销规则基本上说：如果另外一个国家能够比你便宜地生产某种产品，你就“不应该”拥有这个产业。
比如，我在孟加拉国生产T恤，在孟加拉国卖50美分，在美国卖51美分，那么就不构成倾销，即使美国的生产成本可能是3美元，销售价格是5美元。
孟加拉国可以利用本国经济中使生产成本更低的各种因素，却没有利用世界市场上的现行价格，而我们却不能通过反倾销规则进行反击。
这适用于所有WTO成员。只要别人能够比你便宜生产，而且国内外售价之间几乎不存在差价，那按照现有规则，你似乎就“不应该”继续拥有那个产业，因为WTO没有给你足够的规则去反击。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我再快速讲一下建议。很明显，上诉机构的问题必须解决。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提出有意义的改革方案。
我们需要新规则。我们需要现代化反倾销规则，也需要现代化反补贴税规则，因为现在已经不是1995年。很多国家都已经发展起来，而这些老规则正在制造越来越多摩擦。
还有那个老问题——国家可以自行把自己认定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指标，规定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享受这些例外和更加宽松的规则，什么时候应该被视为发达国家。
也许还需要在中间设计一些其他例外。这些都是成员必须讨论的问题。但这些确实是根本问题。
坦率地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正面面对这些现实，就不可能真正向前推进。谢谢。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谢谢。这确实是一长串需要通过现代化改革解决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回到其中很多内容。
我先给玛丽亚·马丁-普拉特一个机会，请她也谈谈。
玛丽亚·马丁-普拉特（Maria Martin-Prat）
谢谢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感谢邀请。
我刚开始从事贸易工作的时候，我的第一位委员就是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其实也没有过去那么久，我们看起来还是一样。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世界贸易报告》。
首先，我真的想高度肯定这份报告的质量，也非常赞同它采取的方法。
我的意思是，这份报告不仅强调了WTO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非常深入地分析了这个组织正在面临的挑战。在成员正在讨论改革必要性及未来改革路径的时候，这一点非常有价值。
报告分析得非常细致，对我们很有帮助。里面列出的很多挑战，也是我们现在讨论WTO改革时——包括欧盟内部——一直在谈的问题。
我只想特别强调其中两个我认为应该得到更多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各国过去作出的历史承诺与今天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们暂且回到1995年。当时现有的关税约束和各种灵活性，反映的是90年代达成的那笔“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体系越来越难在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和当前市场力量分布之间保持平衡。过去协议与今天实际贸易现实之间的偏离，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紧张来源。
另一个重要紧张来源，是政府干预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干预——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其规模之大——使现有规则非常难以，甚至有人会说根本无法，确保最低程度的公平竞争环境，从而使贸易以公平方式流动。
所以，我认为报告其余部分的很多分析也非常值得认真考虑。
还有一个问题，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到，我们今天和昨天也一直在讨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和地缘政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国家不仅要考虑贸易效率，也必须主动考虑经济安全。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积累了太多经验，看到了贸易可以成为多么强大的武器。
所以，避免形成关键依赖变得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已经把这作为重要政策目标，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当然，它本身也会产生困难。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把经济安全目标与我们所有人仍然希望看到的开放、基于规则的贸易结合起来。
这些讨论正在许多首都发生。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欢迎这份报告，希望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展尽可能客观的讨论。
当然，不同国家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不同，必然会有不同观点。但现在迫切需要尽可能客观地开展讨论。时间不会永远等我们。谢谢。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我觉得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确实存在巨大挑战。大家都提到了：经济力量的变化、政府越来越多的市场干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变化等等。
但报告也提到一些可能对贸易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比如人工智能、贸易绿色化，以及目前已经非常重要的服务贸易发展。
当然，所有这些都要求WTO改革。报告对此也非常明确。我知道这栋楼里现在正在进行大量改革讨论，而且改革十分紧迫。我想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
但这里面当然也存在大量政治因素。一些问题也许会在其他场合讨论。下周还有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我相信贸易会是其中一部分。欧盟内部以及欧盟与美国、中国和其他各方之间也在进行讨论。
那么，有没有几项改革是我们大家在短期内至少可能形成一致的？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哪怕几个正在出现的共识领域。你们怎么看？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如果说有一个“房间里的大象”，那就是中国。
中国有两个因素使它真正不同于其他国家。一个是它的规模和体量，以及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另一个就是它持续无视规则。
有一些行为已经受到现有规则约束，但中国就是没有遵守。还有一些，比如产能过剩，目前没有明确规则，但它仍然是一种根本性的贸易扭曲。
如果我们只是看规则本身以及如何使规则现代化，我认为——如果先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其实可以形成相当好的共识。
我就是坦率地说。因为如果不坦率，我们永远无法向前推进。我也是诉讼律师，本来就习惯直接说我看到的东西。
但我的意思是，一旦把中国放进这个等式，首先必须问一个门槛问题。我真的鼓励大家都认真问自己：
即使我们使规则现代化，我们是否会拥有一个真正愿意遵守这些规则的WTO成员？
而如果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没有共识，也没有相应规则，那么这个WTO成员是否会停止扭曲全球贸易体系？
如果连这个最根本的门槛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这里其实存在两个不同讨论。
一个讨论，是其他所有成员如何制定对我们有效、而且大家都同意遵守的新规则。
然后还有中国的问题——你准备怎么办？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我让王辉耀来回答这个问题。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当然，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违反规则的成员。
王辉耀
是的。好，我觉得，既然您谈“违反规则”，那我也想问：
是谁让WTO上诉机构陷入瘫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国家。
进一步说，是谁发动了贸易战？是谁对10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是谁对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各种制裁和单边贸易政策？
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这种单边的、霸凌式的贸易政策已经不能接受了，对吧？
WTO应该是以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实力为基础。我们必须把这一点讲清楚。
我想说的是，单边主义、贸易战、制裁，把芯片武器化、把技术武器化，把各种措施都武器化，这种办法不会奏效。
当美国对近100个国家提高关税的时候，中国却正在给予约70个国家零关税待遇，其中包括53个非洲国家，还有其他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这个反差非常明显，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中国已经成为大量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也为很多国家作出贡献。
我觉得，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均衡。
中国已经成为能够站出来应对这种单边贸易行为、也拥有相应反制能力的国家。最近加拿大也在这么做，我认为这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把事实讲清楚：究竟是谁在实行单边主义？是谁发动贸易战？又是谁让WTO上诉机构陷入瘫痪？
另外，我认为，未来WTO真正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过度安全化。
现在什么东西都变成安全问题，这会损害商业、贸易和投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中国愿意到世界各地投资，但因为现在缺乏信任、缺乏信心，我和很多中国企业CEO聊过，他们都希望去世界各地，但由于缺少互信以及存在大量制裁，他们无法投资。
这些投资本来可以创造工作岗位，可以创造就业，也可以产生税收，但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良好的政策。
所以我认为，WTO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石。虽然它并不完美，但它确实带领我们走向了繁荣。
我们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认为WTO也发挥了作用，对吧？
所以，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尊重事实。
比如，最近我听到国际上谈“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声音已经少了很多。过去很多年，这一直是一个热门说法。
但今天，中国自己产生了大量技术，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之一。
中国的创新在不断升级，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而且，下周两国领导人见面，让他们找到办法解决分歧。
双方现在讨论双方各自大约300亿美元贸易的零关税或者免关税安排，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个良好开端。
我们应该逐步重建互信。
特朗普总统最近也说，如果比亚迪不去墨西哥投资，他欢迎比亚迪到美国投资。很好，那就这么做。
日本企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通过投资美国来解决很多贸易争端的。中国企业也完全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现实一点，把事实讲清楚。
WTO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它不应该由某一个国家说了算。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好，也许给我30秒，我想把几个事实讲清楚。
中国帮助了很多世界其他国家，这一点没错。
我不认为美国发动了贸易战。
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就在第一线，亲眼看到大量倾销商品涌入我们的市场。
如果让我来判断，我会说，中国在加入WTO的时候，甚至在加入WTO稍早之前，就已经发动了贸易战。
另外，美国并不是因为上诉机构问题而“破坏”WTO。
美国采取相关行动，是对中国长期持续违反WTO规则作出的反应。真正使WTO陷入困境的是中国。
大家当然可以自己作判断，但你们也确实应该听到这些观点的坦率反驳。
还有，美国没有把芯片技术“武器化”。中国芯片产业的成长建立在美国向中国转移技术的基础上。
真正把某些东西武器化的是中国，中国利用了自己对关键矿产、稀土以及稀土磁体等供应的控制。
如果中国说美国把所有事情都变成国家安全问题，我也鼓励大家去看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律和情报法律，看看它们对企业提出了什么要求。
王辉耀
这些我都可以逐项反驳。我只再讲一个事实。
美国各种制裁和实体清单上大约有2000家中国企业，而中国针对美国企业的相关名单不到100家。这个反差本身就很明显。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好，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在本场结束以后继续解决。
我想把时间重新交给罗伯特·W·斯泰格，然后玛丽亚·马丁-普拉特已经非常耐心地等了很久。抱歉。
罗伯特·W·斯泰格（Robert W. Staiger）
好的，我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加入讨论。
我先接着玛丽亚·马丁-普拉特刚才讲的一点，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的报告确实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成员过去作出的承诺与今天现实之间存在差距。
很多市场准入承诺、关税承诺都是1995年作出的。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触及GATT和WTO两个核心原则——最惠国待遇和互惠。
报告并没有回避这一点。规则并不完美。我们认为这些规则总体是好的，而且比我们考虑的很多替代方案都好，但它们确实并不完美。
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个问题其实在GATT最早期就已经被发现。
想想现在大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个其实就是关税不对称。
有些成员的约束税率相对很高，另一些成员约束税率很低，但大家过去通过互惠和最惠国原则进行了关税削减谈判。
当世界发生变化，过去约束税率很高的成员今天变成了大型贸易伙伴，并且已经有能力参与更多谈判时，应该怎么办？
报告中我有两个观察。
第一个回到1952年，当时GATT总干事埃里克·温德姆·怀特在托基回合之后写过一段话。
托基回合是GATT第三轮谈判。第一轮是1947年日内瓦回合，第二轮是1949年。
一些国家在前两轮已经谈判降低关税。到第三轮，关税不对称问题已经开始影响谈判。
温德姆·怀特当时写道，一些关税水平比较低的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在托基谈判中处于劣势。因为它们已经在1947年和1949年约束了很多税率，那么这些低关税国家在托基还能够拿什么出来，换取高关税国家进一步作出让步？
所以，这个问题几乎是体系建立后马上就出现的：那些较晚参加最惠国互惠谈判的国家，往往带着比较高的关税约束加入，而早期已经降低关税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消耗了自己的谈判筹码。
这个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它也找到过很多绕开和解决它的办法，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几十年的成果，但它始终是体系内部一个长期问题。
另一个我们在报告脚注中特别提到的更现代例子，我认为也很有启发性。
当年WTO成员试图谈判《环境产品协定》。这是一个计划中的诸边协定，而且是一个“临界多数”式诸边安排。参与成员会约束环境产品关税，然后按照最惠国原则把这些待遇扩大给其他成员。
也就是说，只有部分成员参与谈判，但最后优惠按照最惠国原则扩展。
当时大家开始担心：如果未来世界变化了怎么办？
也许今天谈判和约束最惠国关税的这些成员，以后不再是最大的供应商，而一些没有参加谈判的成员反而成为主要供应商。
当时，中国提出过一个“自动恢复”机制。
这个提案大致是，如果参与谈判并按照最惠国原则约束环境产品关税的成员，在相关产品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降到70%以下，同时某一个没有参加协议、却仍然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成员，其环境产品贸易份额上升到3%以上，那么原有承诺将自动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
大家都知道世界会变化。我们现在在最惠国待遇和互惠基础上达成某种平衡，但这个平衡未来可能被经济力量变化侵蚀。所以，需要一种办法重新调整平衡。
当然，这个提案可能也是最后协定没有成功的因素之一。
其他成员对此的担忧是：如果存在这种自动恢复机制，关税约束的可预测性会被削弱。今天作出的承诺，也许五年后就没有意义。
但对我们来说，这恰恰说明了改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承诺和灵活性之间应该怎样取得平衡。
这些都是真实问题。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看了以后都会认为，它们不是一些荒唐的问题，而是议价和制度设计的真实难题。
怎样既形成可靠的市场准入承诺，又允许在变化的世界中保留必要的灵活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玛丽亚·马丁-普拉特刚才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报告想强调的一项挑战。我们没有现成答案，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历史上也曾经找到过解决办法，所以今天也许仍然可以。
最后，我回应一下纳扎克·尼卡赫塔尔和王辉耀刚才的讨论。
报告确实谈到与此相关的问题，但我们采取了一个更宽的视角，也参考了相关法律文献。
这个更宽的视角是：GATT体系和WTO体系从来没有规定，各个成员选择的经济制度必须相同。
这个体系真正关注的，是所谓的“接口问题”。
“接口问题”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承认不同成员可能选择不同程度的补贴、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以及不同程度的非市场机制，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制定规则，让这些不同制度之间能够实现“接口”，同时仍然实现大家希望看到的互惠、非歧视和权利义务平衡？
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而且，它不仅仅涉及国营贸易，也涉及如何界定反倾销税。
GATT历史上长期都在讨论，出口国市场价格应该如何定义，因为你希望这个价格能够反映成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市场经济体就曾经出现过相关争论；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说，我们的经济制度不同，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和市场经济不一样，因此反倾销规则也需要以不同方式处理。
经济学家会说，这并不是一个荒唐的观点。这确实是一个真实问题。
真正要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设计“接口规则”来处理它。
所以，我觉得，纳扎克·尼卡赫塔尔和王辉耀刚才提出的不同观点，如果放进这个更大的“接口问题”框架里，也许至少可以让讨论变得更有建设性。
还有一个例子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意外，也可能不会——取决于你是否熟悉GATT历史。
过去确实有完全意义上的非市场经济体加入GATT。
1968年的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波兰是一个非市场经济体，它正在谈判加入GATT。
GATT成员说，这存在一个很大的“接口问题”：你是非市场经济体，我们通常要求新成员降低关税，但这种市场准入安排对于你可能没有意义，因为价格在你的市场中并不发挥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源配置作用。
即使降低关税，如果政府通过计划经济决定进口什么，关税本身也不能自动产生市场准入。
波兰也承认：没错，我们的制度不同，而且我们会继续维持这个制度，但我们还是希望成为GATT一员。
于是，GATT成员和波兰进行了一次非常务实的讨论。大家说，没有理由认为波兰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成员，但需要设计一种不同安排。
最后形成的是一份只有两段的加入议定书。
第一段规定，波兰同意每年把从GATT成员国进口的数量提高7%。
背后的逻辑是：波兰获得其他GATT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以后，它的出口预计会增加。为了实现互惠，波兰也需要增加进口。
接下来还有非歧视问题，这更困难：怎样保证波兰增加进口的时候，是根据经济因素在不同成员之间配置，而不是因为政治因素偏向某一个国家？
当时对此进行了大量争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并不完美、但可以运行的方案。这就是波兰加入GATT的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制度之间的“接口问题”确实非常棘手。
如果GATT和WTO原则从来都是按照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方式机械执行，就不可能出现这些务实解决方案。
但历史上它们从来没有这样被机械执行。一直存在务实的办法来让原则真正发挥作用。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谢谢。确实，过去也存在挑战，不过今天各种挑战累积在一起，规模可能更大。
那么，欧盟准备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玛丽亚·马丁-普拉特，听完今天的讨论，您怎么看？
玛丽亚·马丁-普拉特（Maria Martin-Prat）
我也不确定。
不过，我们确实有很多建议，也一直在讨论应该怎么办。
重新回顾历史其实很有意思。
刚才讲到的关税不对称概念确实非常重要，不过我想在罗伯特·W·斯泰格的观点基础上再补充一点。
过去的担忧也许主要是：我们还有多少能力从其他国家那里换取更多让步？
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包括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今天的讨论更多变成了：我们怎样获得足够政策空间，确保产能过剩、国家干预等等不会以一种我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伤害我们的市场？
所以，这种灵活性现在十分迫切。
当我们讨论最惠国待遇、经济安全等问题时，这些都会进入讨论。
这是非常复杂的议题。
我们通常把它们称为“基础性问题”。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基础性问题是成员现在很容易取得成果的领域。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刚才问，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取得进展，有没有所谓“低垂果实”？
至少根据我从事WTO相关工作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在WTO看到过真正的“低垂果实”。
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积极态度——尤其如果你是这个组织的大使，你必须这样做——那么尽管此前部长级会议没有形成政治协议，大多数成员还是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进行一次严肃改革讨论，而且我希望这种紧迫感正在逐渐渗透到整个体系。
我知道，“紧迫”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
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承受不起再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却仍然让大家感觉根本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可能。
有些问题，也许和决策机制有关；有些组织性问题也许可以取得进展；也许还可能在某些领域实现一些“早期收获”。
但是，我们必须走得更深。
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应该成为通向更加根本性变化的一步。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至少会更放心一些，相信十年以后WTO仍然能够保持相关性。
现在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些。
面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有一点很清楚：否认现在贸易中正在发生的问题，或者重新改写现实，都不会帮助我们把讨论向前推进。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当然不会。
我们的待办事项非常长，而且关于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也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前进方向，同时也设计了几个不同情景。
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可能有好的情景、坏的情景，以及非常糟糕的情景。
未来究竟选择哪条路，以及我们是否愿意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没有人认为这会很容易。
我认为，这份报告非常有用，今天的讨论也非常有用。
非常感谢王辉耀、纳扎克·尼卡赫塔尔、罗伯特·W·斯泰格和玛丽亚·马丁-普拉特。谢谢各位参加。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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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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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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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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