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219年，刘备拿下汉中后，并没有立刻迎来轻松局面。汉中城中的粮秣、兵员和伤亡名册，或许比曹操撤军的消息更能说明问题：这场胜利，确实让刘备取得了战略要地，却也把益州多年积攒的家底消耗得所剩不多。
“汉中之战”不是一场突然爆发的决战，而是从217年持续到219年的拉锯。曹操占据汉中多年，刘备若想向关中发展，就必须把这块门户夺到手。可汉中山高路险，粮道漫长，蜀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
真正让刘备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定军山取胜之后的欢呼，而是此前接连出现的损失。
建安二十三年，刘备命张飞、马超等部进攻下辩，试图从西面牵制曹军。张飞和马超名声极盛，但战场从来不只看将领名气。曹洪抓住蜀军部署不稳的机会发动反击，吴兰兵败被杀，任夔也战死，雷铜随后同样没有逃脱。
这三人并非无名之辈。吴兰早年便跟随刘备，雷铜曾参与益州方向的作战，任夔也是军中将领。一次失利，折损数名骨干，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几千士卒的伤亡。部队需要重新编组，地方需要补充守备，原本准备投入汉中的兵力也被迫缩减。
下辩失利后，刘备仍没有放弃。他又让陈式进攻马鸣阁道，企图切断曹军通往汉中的交通线。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可曹军将领徐晃迅速出兵反击，陈式部遭到挫败。蜀军既没有打开通道，反而再次损失兵力，原本可能倒向刘备的地方势力也开始重新观望。
山地作战最耗粮。
兵员可以临时征发，粮食却不能凭空出现。益州人口和物资本就有限，长期战争还要承担运输、守城与安抚地方的开支。史料中那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正是战争压力的直接反映。它不是一句豪言，而是地方社会已经被动员到相当程度的证据。
转折出现在定军山。
219年，夏侯渊在定军山一带与刘备军对峙。黄忠抓住曹军修筑防御工事、兵力分散的时机发动攻击，夏侯渊战死。夏侯渊是曹操倚重的方面将领，他的阵亡让曹军军心受到震动，也使刘备终于掌握了汉中战场的主动权。
但夏侯渊死，并不等于曹军立即崩溃。曹操亲自率军进入汉中，双方又围绕粮道、营垒和险要地形反复争夺。赵云在汉水附近以少量兵力牵制曹军，黄忠也曾出兵争夺粮草。蜀军打出了漂亮战例，可漂亮战例背后，往往就是极高的消耗。
有士卒倒下。
有老兵再也回不了益州。
曹操最终撤出汉中，刘备赢得了这块战略要地。可是，胜利之后还要留下军队驻守汉中，防备曹魏反攻。能够继续作战的精锐，不可能全部调走；若把守军抽空，刚刚夺来的汉中便会重新暴露在曹军面前。
这正是刘备最难处理的地方。荆州方向的关羽在219年发动襄樊之战，初期水淹于禁所部，声势极盛。曹操一度感到压力，孙权也因此加紧准备。可关羽的军事行动与刘备汉中方面的决策，并不是一条随时能够互相支援的直线。
成都距离荆州遥远，中间还有山川、关隘和漫长粮道。汉中刚刚结束大战，蜀军需要休整，粮食需要补充，地方也要稳定。即便刘备有心增援，也不能简单地从汉中抽出一支大军，穿越险阻赶往荆州。
“再调兵，汉中怎么办？”
“汉中不能丢。”
这两句话虽未见于史书，却点出了刘备当时的两难。诸葛亮主要负责益州后方与军政供应，并不是手握一支随时可以开赴荆州的机动大军。后方一旦失去调度，前线便会立刻陷入缺粮。至于赵云、黄忠等将，也各有驻防与作战任务，不能随意拆散。
所以，汉中之战的代价，不能只用“赢了”两个字概括。吴兰、任夔、雷铜等将领战死，陈式部受挫，长期作战又消耗了大量士卒和粮草。刘备保住了汉中，却没有得到一支可以立即投入荆州的剩余力量。
关羽后来败走麦城，最终于219年被孙权方面擒杀，这场悲剧当然有荆州防务、关羽用兵以及孙吴袭取荆州等多重原因。把全部责任归结为刘备不救，未免过于简单。汉中这场胜仗，本身就已经让蜀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刘备的“哭”，未必是史书中真实记载的动作，却很能说明那场胜利背后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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