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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中国国庆黄金周临近,亚洲至北欧航线摆出一副运力充沛的架势:围绕假期的四周,班轮公司排定约150万标准箱运力,比去年同期高27%,比疫情前同期均值高60%。可这份看似宽松的船期表,未必能兑现为货主手中的舱位。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假期过后船舶延误逐步消化、出口货源回落,船公司在十月下半月集中撤班。届时市场可能出现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账面运力创纪录,实际可选船期却突然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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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Intelligence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比“150万”更值得琢磨。当前亚欧北欧航线仅有3.7%的计划运力被撤出;去年同期为9.7%,疫情前平均为14.3%。按照其测算,若要让停航力度接近去年的水平,还需取消约六个航次,涉及超过10万标准箱。这里比较的是撤班比例,并不是说撤掉10万标准箱,就能抹平四周排班运力与去年之间的全部差额。把两个不同口径混为一谈,容易误判风险的规模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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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运力,不等于稳定供给

运力为什么会在节前堆得如此之高?直观解释是船公司抢货,事实却更复杂。亚洲港口拥堵与台风打乱船舶周转,原本分散在不同周次的航次被推迟到相邻时段,排班数据因此“鼓包”。这不是货主需求同步暴涨,也不意味着每一个挂在系统里的船期都能准点开出。Sea-Intelligence公布的七月数据表明,全球集装箱船准班率降至56.4%,晚到船舶平均延误6.06天;亚洲主要港口的准班率普遍走低。亚洲港口拥堵报告说明,眼下的船期表本来就建在一张容易位移的时间网上。

更关键的是,拥堵既会暂时吞噬运力,也会在缓解后释放运力。船舶堵在港口,市场感受到的是缺船;积压船舶重新流动,市场面对的则可能是同一窗口内的集中到港、集中开航。Sea-Intelligence此前估计,持续延误一度吸收约170万标准箱的全球深海运力。延误运力测算提示我们:港口恢复畅通当然是好事,但从供需账本看,被延误锁住的船一旦回来,市场供给也会增加。拥堵造成的稀缺,并不等于长期缺船。

另一股力量来自苏伊士航线的逐步恢复。绕行非洲时,一条亚欧航线需要更多船舶才能维持固定班期;部分船舶改回较短航路后,相同数量的船可以更快完成周转。这会提高有效供给,尤其在回程船更快抵达亚洲时表现得明显。Sea-Intelligence九月的跟踪显示,红海、苏伊士航路按双向运力计算的恢复程度约为27%,其中欧洲回亚洲的回程恢复快于亚洲赴欧洲的去程。苏伊士航路跟踪这说明释放运力的过程已经启动,却不能简单写成“全面复航”。它的节奏、航向和落点,会决定哪一周的亚洲出口市场最先感受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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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航路缩短对库存的影响。绕行非洲期间,更多货物长期滞留海上,实际上构成了进口商的在途库存;航程缩短后,同样的订货节奏可能使目的地库存暂时抬高,进口商便有理由放慢补货。Sea-Intelligence曾就这一机制提出情景测算,具体冲击取决于改道速度,不能直接套用为今年十月的货量预测。供应链收缩情景但它提醒市场:苏伊士复航可能同时增加有效船舶供给,并压低一段时间内的补货需求,供需两端会朝同一个方向挤压。

问题在于,运力回来的时间,可能恰恰撞上货量退潮。国庆期间工厂普遍放慢生产或停工,假期前抢出的货走完后,新增出口货源会阶段性减少。延误缓解、航程缩短、节后需求回落,这三只钟如果同时敲响,班轮公司在数周前发布的舱位计划就会迅速失真。届时撤班很可能从预先安排的季节性调整,演变为临近开航才宣布的应急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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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公司保装载率,货主为不确定性买单

停航本身并非罪过。需求下降时继续满负荷开船,只会压低装载率、推高单位成本,最终把航线经营拖入更激烈的价格竞争。船公司需要管理运力,这是班轮业的正常商业选择。但选择何时宣布、撤哪一班、如何安置已订舱货物,同样是经营能力,也是服务承诺。越晚公布调整,船公司保留的选择权越多,货主能够调度的时间越少。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沿着合同和供应链往下游转移。

一条航次被取消,影响也绝非表格上少一行。订舱货物可能被顺延至后一班,转到其他服务,甚至改变中转港。对出口商而言,麻烦未必是海运费涨了多少,而是交货窗口被打乱:工厂排产与进港时间错位,仓库占用延长,下游分拨重新安排。对进口商而言,晚到的箱子可能挤进同一周的收货高峰,仓储、人手和提货计划一起承压。名义上“有舱”,实际却无法在客户需要的时间和港口完成交付,这就是无效供给。

因此,不能只把十月下半月的变化理解为一次运价博弈。运价可以因撤班暂时获得支撑,服务可靠性却可能同时恶化。对高时效、低库存货物而言,一次意外甩柜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订舱时争取到的运费折扣更大。价格信号与交付信号可能背离;只盯运价涨跌,就会看漏最昂贵的风险。

Sea-Intelligence对今年上半年的研究也显示,班轮业撤出的运力增长快于名义运力增长:亚洲至北欧航线相对疫情前基准的计划运力增加约20%,被撤出的运力却增加约83%。停航策略研究这组数据不意味着每一次停航都经过精密策划,却表明“先公布运力、再按市场情况撤回”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调节方式。货主若仍把最初公布的船期视为确定承诺,采购策略便会落后于承运人的供给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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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下半月,应该看什么、做什么

对货主来说,第一步是把“订到舱”改成“确认可执行航次”。核对船名、实际开航日、挂靠港和中转安排,持续追踪同一航次是否被换船、跳港或顺延;对关键订单,尽量分散到不同服务、不同承运体系,而不是把全部希望押在几张看似不同、实则共用同一船舶网络的订舱确认上。时间敏感的货物,应提前与客户商定最晚到货日和替代运输方案,给工厂、仓库与报关环节留出调整余地。

判断风险是否升级,还要看三个比广告舱位更实在的信号:港口等待时间是否连续缩短、回程船是否比原计划更早抵达亚洲、节后新订舱是否跟得上船舶回流。三个指标同时转向,撤班压力就会明显上升;若只看某一周船期表的增减,很容易把延误造成的错位误读为真实需求变化。

第二步,是在合同和操作层面争取可预期性。对重要客户,提前约定停航通知时点、顺延货物的优先顺序、替代航次的可用范围,并明确发生改港或长期甩柜时由谁作出决定。班轮公司不可能保证每条航次永不改变,但应给出足够早、足够具体的变更信息。货代也不能满足于转发一纸停航通知,应把受影响箱量、替代船期和预计交付差异一次说明白。行业竞争的下一阶段,很可能是“谁能更早给出可信方案”,而非“谁能先放出更大的运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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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公司同样需要算一笔更长的账。短期撤班可以守住装载率,频繁的临时变更却会消耗货主对网络的信任。与其等订舱累积、货物进港后才集中取消,不如更早识别延误回流与苏伊士航程变化,把不确定性前移到可协商的窗口。运力管理做得好,体现为少制造意外;仅靠临时停航稳住价格,长期可能失去对服务质量有要求的客户。

这场风险也存在边界。如果亚洲港口拥堵持续、船舶无法按预期回归,或者节后货源恢复快于预判,过剩运力未必会充分显现,撤班规模可能低于目前推测。反过来,若延误加速消化、回程周转改善,而需求仍处淡季,取消航次就可能密集落在十月下半月。眼下最不该做的,是把“六个航次”当成确定预言;它只是按历史停航水平计算的参照值,实际安排还取决于船舶和货量如何变化。

亚欧航线真正暴露的问题,是航运市场把不确定性包装成了确定的时间表。150万标准箱看起来是供给的承诺,最终能否形成稳定服务,却要经过港口、航路、需求和船公司决策四道关口。国庆之后的船期,是对班轮公司预判能力的考试,也是对货主供应链弹性的考试。谁把已公布的数字当成既成事实,谁就可能为下一轮临时停航付出最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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