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嫌我家穷断交，堂妹年年登门，我当县长，堂哥送礼我奔堂妹那
我当上县长的第三天，堂哥拎着两只沉甸甸的纸箱，站到了县政府家属院门口。
门卫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时，我正在看一份关于乡镇饮水工程的汇报。
“沈县长，外面有个人找您，说是您堂哥。”
我握笔的手顿了一下。
这个称呼，我已经十七年没听见了。
“他说叫什么？”
“沈大成。”
我低下头，看着文件上密密麻麻的字，半天没有翻页。
十七年前，沈大成也是这样站在我家门口。那时他还不是我的堂哥，而是我最亲近的兄长。
我父亲去世早，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和弟弟。家里穷，逢年过节连一斤肉都舍不得买。沈大成比我大七岁，小时候我没鞋穿，他把自己穿旧的鞋底割下来，给我补了一双布鞋。
我一直记着这份情。
可后来，他也亲口告诉我，这份情到此为止。
那天是冬天，风从门缝里往屋里钻。
他站在堂屋里，看着我母亲端出来的半碗面条，脸色越来越难看。
“婶子，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吃饭的。”
母亲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小声说：“家里没别的，你先吃点。”
他没有动筷子，反而看向我。
“你们家这个样子，跟着你们来往，只会让人笑话。”
我那年二十五岁，刚从学校毕业，在镇上的一所小学代课。每个月工资不多，母亲常年吃药，弟弟还在读书，家里确实穷得连亲戚都不愿意多待。
我问他：“大哥，你是什么意思？”
他把手里的烟按灭，语气很硬。
“以后别再去我家了。你们家的事，我也管不起。亲戚之间也得讲个门当户对，不能总靠别人接济。”
我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说：“大成，我们什么时候靠过你？”
“没靠过？”他冷笑，“你们家过年借的那三百块钱，不是我给的？小林上学交不起学费，不是我帮的？我帮一次两次，是情分，不是义务。”
我当时没有反驳。
那三百块钱，我后来还给他了。弟弟的学费，我也一点一点补上了。
可沈大成临走时，还是把那句最伤人的话留下了。
“穷就别硬往亲戚堆里挤，大家都难做。”
从那以后，他家搬了出去。
我母亲病了，他没有来。
我弟弟结婚，他只托人捎来一句“忙”。
我考上公职，他没有露面。
后来我调到县里，一步一步从普通干部做到副职，再到县长，沈大成也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只有堂妹沈月，每年都会登门。
她第一次来，是堂哥断交后的第二年。
那时候她刚参加工作，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一袋米和两盒药。
我母亲看见她，站在门口愣了很久。
“月月，你爸不让你来，你怎么还来了？”
沈月把米袋往屋里拎，笑着说：“我来看奶奶，又不是来看我爸。”
母亲红着眼睛骂她：“你这孩子，别让你爸知道。”
“知道就知道。”她把药盒放到桌上，“这是我发工资买的，医生说奶奶吃这个胃舒服些。”
那一年，她在门口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帮母亲换了药，又把厨房里的柴火劈好，才骑车离开。
第二年，她带来一床厚被子。
第三年，她带来一台旧收音机。
再后来，她结婚了，有了孩子，生活也并不宽裕，却依然每年回来一次。
有一年大雪封路，她晚上九点多才赶到。
我问她：“你明天不能来吗？”
她把鞋上的雪拍掉，抱怨道：“明天还得上班。奶奶说想喝我熬的粥，我就只能今天来。”
母亲去世那年，她跪在灵堂前哭得比我还厉害。
她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在送母亲最后一程时，一直握着我的手。
那只手很凉。
她说：“哥，以后你还有我。”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我没想到，自己当上县长以后，沈大成会突然出现。
“让他进来吧。”
我合上文件，起身下楼。
院门口，沈大成穿着一件新夹克，头发染得乌黑。他身后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两只纸箱放在脚边。
见我出来，他立刻迎上来。
“哎呀，县长就是忙，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
我看着他，叫了一声：“堂哥。”
他笑得更加热切。
“这才对嘛，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
他说着，弯腰去搬纸箱。
我伸手拦住他。
“箱子里是什么？”
“没什么，家里的一点土特产。”
“什么土特产？”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就是茶叶、干货，还有两瓶酒。你现在工作忙，给你补补身体。”
我没有去碰。
门卫和院里的几个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沈大成压低声音：“都是自家东西，不值几个钱。你别这么见外。”
我说：“堂哥，你今天来找我，有事就直说。”
他四下看了看，笑容慢慢收了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儿子最近想换个工作。”
我没有说话。
“他在外面干了几年，吃了不少苦。你这个当叔叔的，现在又是县长，总不能看着自家侄子一直在外面漂吧？”
我问：“他想做什么？”
“先弄个正式编制最好。要是不好办，安排进县里的企业也行。”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纸箱。
“这就是你送礼的原因？”
“你怎么说得这么难听？”他急了，“我送的是礼吗？这是长辈给晚辈的一点心意。你帮侄子问问，又不是什么大事。”
“有没有编制，要按规定考试。进企业，也要看招聘条件。”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盯着我，“你现在坐这个位置，连个侄子都安排不了？”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十七年前。
那时他说，穷就别往亲戚堆里挤。
如今他站在政府家属院门口，手里拎着礼，张口闭口却是一家人。
我问：“你这些年，怎么从没想过我是你弟弟？”
他脸色变了变。
“过去那些事，早就过去了。谁还记着那些小事？”
“小事？”
“当年大家都苦，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再说了，我那时候说几句重话，也是为了让你们别总想着靠亲戚。你看，你现在不是也出息了吗？”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很陌生。
他没有道歉。
他只是觉得我如今有用了，所以十七年前那场断交，就可以被一句“过去了”轻轻带过。
我让他把纸箱搬回车上。
他不肯。
“县长，都是一家人，你何必让我难堪？”
“你不搬，我就让门卫登记后送回去。”
他瞪着我：“你真要这么绝情？”
我说：“不是我绝情，是你把送礼和求人绑在了一起。你送的是礼，我收不起。”
他气得脸发红。
“你当了县长，就不认亲戚了？”
“我认。”我看了一眼那两只纸箱，“但我不认这种只在有事时出现的亲戚情分。”
他站在原地，手指用力捏着纸箱边角。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直接挂断。
我问：“谁？”
“没谁。”
手机又响了。
他不耐烦地接起来。
里面传来沈月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听不清全部内容，只听见她问：“爸，你是不是去找哥了？”
沈大成没有回答，转身走到一旁。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两只纸箱，心里没有胜利的痛快，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
沈月每年登门，不是因为我有职务，也不是因为我能帮她什么。
她来的时候，我还是那个家里最穷的堂哥。
沈大成却在我当上县长后，第一次主动出现在我面前。
他把亲情当成一把钥匙，只在需要开门时才想起带上。
电话那头，沈月似乎还在问。
沈大成忽然吼了一句：“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给你哥送点东西怎么了？”
他挂断电话，回头看我。
“你堂妹就是爱多管闲事。”
我说：“她不是多管闲事。她只是担心你把事情弄得更难看。”
“她胳膊肘一直往外拐。”他咬着牙，“每年偷偷往你们家跑，我说她多少次了，她就是不听。”
“她去看我母亲，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是我女儿，就该听我的。”
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了真正的恼怒。
不是因为我拒绝收礼，而是因为沈月没有听他的命令。
他把自己当成一家人的中心，谁不顺从，谁就是不懂事。
我说：“她已经成年了，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判断。你不能因为她每年去看我，就把她当成做错了事。”
“你少教育我。”
“我没有教育你。我只是告诉你，她不是你的附属品。”
沈大成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冷笑。
“看来你当县长以后，脾气也大了。”
我没有再接话。
他最终还是把纸箱搬回了车里。
临上车前，他回头问我：“我儿子的事，你到底帮不帮？”
“按规定办。”
“你就不能给一句准话？”
“这就是准话。”
他重重关上车门。
车子开出院门时，手机又响了。
是沈月。
我接起来，她没有先解释父亲的事，而是问：“哥，他是不是给你送东西了？”
“嗯，两箱。”
“他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我就知道他会去。”
“你怎么知道？”
“他前几天一直问我，你现在住在哪里，平时几点下班，还问我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笑了一下：“他倒是打听得很仔细。”
“哥，对不起。”
“你为什么道歉？”
“我爸做的事，我拦不住。”
我靠在墙边，看着夜色一点点落下来。
“月月，这不怪你。”
她吸了吸鼻子。
“他还说，如果你不帮忙，就要跟你彻底断绝关系。”
我说：“我们不是早就断过了吗？”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哥，我明天去看你。”
“明天不用特意跑。”
“我不是为了我爸去的。”
她说得很快，像怕我拒绝。
“我知道。”
“那我明天上午到。”
我想起她这些年每年都登门，从来没有因为谁的脸色而停止。
我说：“好，我等你。”
第二天上午，我处理完几份文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沈月住的地方。
她住在县城边上的一套小房子里，房子不大，门口放着两盆快要干死的绿萝。
我敲门时，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
沈月开门看见我，整个人愣了几秒。
“哥，你怎么来了？”
“昨天你每年登门，今天换我登门。”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眼圈却红了。
“我家乱。”
“我不是来检查卫生的。”
她把我让进屋。
客厅里堆着孩子的玩具，餐桌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面，旁边是一沓培训资料。她丈夫在厨房里洗碗，见到我，赶紧擦了擦手。
“哥，快坐。”
我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沈月。
里面是两盒药和一袋米。
她低头看了一眼，声音发紧。
“你怎么还带东西？”
“以前你每年给母亲带米和药，我一直想还你一份。”
“那是我应该做的。”
“我也是你哥。”
她站在门口，手指慢慢收紧袋子提手。
她丈夫看了看我们，抱着孩子进了卧室，把客厅留给我们。
沈月给我倒了杯水。
“我爸昨晚回去以后，发了很大脾气。”
“因为我不帮他？”
“因为你不收他的礼，也因为我说了几句。”
“他骂你了？”
她摇头。
“没有骂得很难听，就是说我没出息，说你现在当了县长，我还把你当穷亲戚一样护着。”
我看着她。
“你怎么说？”
“我说，你以前就是穷亲戚，不是现在才是。”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可笑了一下，眼泪就掉下来了。
“哥，我是不是说得太重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他这样做不对。以前你们家穷的时候，他不愿意认。现在看你当了县长，又拿着东西去求人。可你明明什么都没欠他。”
我把杯子放到桌上。
“他确实帮过我们。”
“我知道。”她点头，“所以这些年你一直记着。可他帮过一次，就不能拿这件事管你一辈子。你把钱还了，情分也没有赖掉。”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介意。
其实我只是把那段往事压得很深，不愿意去碰。
沈月每年登门，我也从没问过她父亲为什么不来。她带来什么，我就收下什么。她不提过去，我也不提。
我们都在小心维护一段没有被完全掐断的亲情。
可沈大成昨天拎着两只纸箱，把那层薄薄的遮盖一下掀开了。
“月月，”我问，“你为什么每年都来？”
她看着我，像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
“因为你们是我家人。”
“你爸不让你来。”
“他不让，是他的事。”她把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我小时候，奶奶最疼我。你也总护着我。我上学时被同学欺负，是你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后来我工作，第一双像样的皮鞋，也是你帮我挑的。”
“那都是小事。”
“可对我来说不是。”
她说得很认真。
“我爸说，亲戚没钱没势，就少来往。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亲戚就是在对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也愿意坐下来喝杯水。”
我没有说话。
她的丈夫从卧室出来，把孩子放到沙发上。
“哥，中午留下吃饭吧。”
我看了眼时间。
“好。”
沈月赶紧起身去厨房。
那顿饭很简单，两个青菜，一个鸡蛋汤。她丈夫一直给我夹菜，孩子趴在桌边，问我是不是电视里那个县长。
我说：“不是电视里的，是你妈妈的堂哥。”
孩子眨了眨眼：“那你会抓坏人吗？”
大家都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母亲还在的时候。
她总说，家里穷归穷，饭桌不能空着。
原来这么多年过去，沈月仍然把那张饭桌留着。
吃完饭，我要走时，沈月送我到楼下。
她问：“哥，你真的不帮我爸吗？”
“他儿子符合条件，就凭本事去考。需要什么材料，我可以让人告诉他，但我不会开后门。”
“我知道。”
“你也别替他承诺什么。”
“我没有。”
“还有，”我停下脚步，“以后你不用每年都带东西来。”
她看着我，忽然皱眉。
“那我每年还能不能登门？”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她急忙解释：“我是说，不带东西也可以去看你吗？”
我笑了。
“当然可以。”
她像是终于松了口气。
“那就好。”
我回到办公室后，秘书告诉我，沈大成又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带纸箱，手里只拿着一封信。
“他说不见到您不走。”
我让人把他带进来。
他站在办公桌前，脸色比昨天难看许多。
“你堂妹去找你了？”
“嗯。”
“她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没有。”
“你不用替她遮掩。”他把信放到桌上，“她从小就不听话。昨天回去跟我吵了一晚上，说我不该来找你。”
“她说得没错。”
他抬头，眼里浮出一层怒气。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来找我，但不能拿礼物当敲门砖，也不能拿亲情逼我办违规的事。”
“我儿子不是别人，是你亲侄子。”
“亲侄子也要遵守规定。”
“你一句话就能改变他的命运！”
“如果一句话就能改变，那改变的就不只是他的命运。”
这一次，他没有立刻反驳。
我把那封信推回去。
“这是什么？”
“我儿子的报名材料。”他说，“他说不想让我来，可我还是来了。”
“材料留下，按照流程走。”
“你会让人照顾他吗？”
“不会。”
“那我送礼还有什么用？”
我看着他：“所以我昨天才让你带回去。”
他一下坐到椅子上，双手撑着膝盖。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
“你以为我会怎样？”
“我以为……你至少会记得以前的事。”
“我记得。”
“你记得还这样对我？”
我压住心里的火。
“正因为我记得，所以我没有把你赶出去，也没有假装不认识你。我只是不能用县长的身份替你儿子走捷径。”
他低头盯着那封信。
很久之后，他问：“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母亲病得最重的时候，是谁给你们送过钱？”
“记得，是你。”
“你还记不记得，你弟弟上学那几年，是谁帮过你们？”
“记得，也是你。”
“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一次？”
我说：“因为你当年帮我们，是亲戚之间的情分。现在你要我帮你儿子，是要我用公职去换。两件事不一样。”
“有那么严重吗？”
“有。”
他抬起头，眼神里全是难以理解。
我继续说：“你当年说过，帮一次两次是情分，不是义务。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对你适用，对我也适用。”
他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
我以为他会像昨天一样发火，可他只是坐在那里，肩膀一点点塌下去。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并不希望他受辱，更不希望看见他难过。我只是终于不愿意再把自己的职位和亲情混在一起。
沈大成拿起那封信，站起身。
“你堂妹还说，你变了。”
“我确实变了。”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没有选择。”
这句话说出口后，办公室里很安静。
他站在门口，回头问我：“你是不是一直恨我？”
我看着他的背影。
“我恨过。”
他没有动。
“我二十五岁那年，母亲坐在门槛上哭了一下午。我弟弟问我，是不是我们太穷，所以大伯不愿意认我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慢慢转过身。
“后来呢？”
“后来我告诉弟弟，别人不愿意认我们，不代表我们不值得被认。”
沈大成脸色发白。
我没有继续说重话。
“我现在不恨了。但不恨，不等于我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他握着信，半天没有说话。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儿子的材料，你别动。”
“我不会动。”
“该怎么考就怎么考。”
“好。”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月月那边，你别因为我的事跟她生分。”
我说：“她从来没有和我生分。”
他点了下头，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沈月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我爸把材料交上去了。”
我回：“按流程准备。”
她过了几分钟又发来一句：“他说，他以前对不起你。”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没有回复。
不是因为我不想听，而是因为迟来的道歉，不能一下子抹平十七年的空白。
三天后，沈大成的儿子参加了报名审核。
他没有通过第一轮资格确认，原因是学历和岗位要求不符。
沈大成给我打来电话。
“你们是不是故意卡他？”
“不是。通知上写得很清楚。”
“他只是差一点。”
“差一点也是不符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有没有别的岗位？”
“有几个岗位要求不同，你让他自己看公告。”
“你能不能帮他挑一个？”
“可以告诉他公开信息，不能替他决定。”
“你现在说话，怎么句句都是规矩？”
“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必须句句都能对得上规矩。”
他把电话挂了。
我以为他还会继续纠缠，没想到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没有再来。
沈月依旧每年登门。
只是那一年，她来的次数多了些。
第一次，她一个人来，给我带了一盆栀子花。
她说：“这是我家阳台上扦插的，养活了两盆，送你一盆。”
我把花放到窗台上。
第二次，她带孩子来。
孩子已经会背乘法口诀，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冲我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
“县长叔叔，我妈妈说你不能给我爸开后门。”
“你妈妈说得对。”
“那我爸能不能自己努力？”
“当然能。”
“他最近每天都在看招聘公告。”
沈月站在旁边，神情有些复杂。
我问：“他还好吗？”
“还行。”她笑了笑，“就是不太爱说话了。”
“他有没有再提送礼？”
“没有。”
“那就好。”
她牵着孩子走后，我低头看着窗台上的栀子花。
花盆不大，土也不算肥，可新抽出来的叶子很亮。
我突然明白，沈月这些年送来的，从来不是米、药、被子和收音机。
她送来的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
不管这个家变成什么样，总有人愿意认你。
又过了两个月，沈大成的儿子通过了一个公开招聘考试。
岗位不在县政府，也不是我能直接干预的地方，是一家普通单位的基层岗位。
沈大成没有来找我。
直到录用通知下来的那天，他才拎着一袋水果，站在我办公室门口。
这一次，他没有把东西放到桌上。
他站在门口问：“我能进来吗？”
我点头。
他进来，把水果放在墙边。
“这是给你的，不求人。”
我看了他一眼。
“拿回去吧。”
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你放心，不是为了我儿子的事。他已经录取了。”
“我知道。”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指了指椅子：“坐吧。”
他坐下来，背比以前弯了一些。
“你堂妹说你最近晚上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
“事情多。”
“别总熬夜，身体要紧。”
“嗯。”
我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这样平静的对话。
可平静并不代表过去不存在。
他沉默了很久，忽然说：“那年我说你们穷，不配跟我们来往，是我说错了。”
我没有催他继续。
“我那时候刚做生意，怕别人找我帮忙，怕别人觉得我有钱，就该承担所有亲戚的事。我把人情想得太麻烦，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后来你考上了，我其实知道。你母亲生病，我也知道。可我已经把话说死了，不知道怎么回头。”
“所以你就一直不回头？”
“嗯。”
他苦笑了一下。
“人有时候不是不想认错，是觉得认错太丢脸。拖得越久，越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问：“那你这次怎么开口了？”
“因为月月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
沈大成抬眼看我。
“她说，你可以不原谅我，但我不能一辈子把不认错当成有骨气。”
我没有想到沈月会这样说。
沈大成继续道：“她还说，你昨天能把我送的礼退回来，今天就能把我的话也退回来。你不是欠我的，你只是一直顾念旧情。”
“她说得很直。”
“她一直比我明白。”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叹了口气。
“我今天来，不是想让你马上把我当成好大哥。我知道那不可能。十七年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补上的。”
我抬头看他。
“你知道就好。”
“但我还是想问，你以后还愿不愿意认我这个堂哥？”
这个问题，他问得很小心。
不像第一次来时那样理直气壮，也不像昨天那样拿亲情做筹码。
我没有立刻回答。
办公室外有人走过，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想起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她那时已经说不清话，只拉着我的手，反复念叨：“都是一家人，别记仇。”
我当时没有答应。
不是因为我想记仇，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放下旧事以后，我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尊严。
现在我终于明白，原谅不是把自己重新交回别人手里。
认亲，也不是要回到十七年前那个只能低头等别人施舍的位置。
我说：“我认你是堂哥。”
沈大成的眼睛红了一下。
我又说：“但我们要从今天重新相处。你有事可以直接说，我能按规定帮忙的会告诉你，不能做的事不要再提。你不必送礼，我也不欠你回报。”
他点头。
“好。”
“还有，别再阻止沈月来我家。”
“我以后不管她。”
“她不是因为我当了县长才来的。”
“我知道。”
他低下头，手指反复摩挲着裤缝。
“她每年都去你们家，我以前总觉得她丢我的脸。现在想想，是我没脸。”
我看着他，心里那块压了很多年的石头没有立刻消失，却像被人挪开了一点。
他临走时，我还是把那袋水果递还给他。
“真的不用。”
“你不收，我拿回去也没事。”
“那就拿回去给婶子吃。”
他愣了愣。
“你还记得她？”
“她是我堂嫂，我当然记得。”
沈大成接过水果，眼眶更红了。
他走到门口时，我叫住他。
“堂哥。”
他回头。
“你儿子录取的事，恭喜。”
他点点头，声音有些哑。
“谢谢。”
这声谢谢，不像亲戚之间的客套。
更像是他终于承认，我和他之间不再是一个施舍者、一个接受者。
我们都是成年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选择负责。
那天傍晚，我没有回家。
我开车去了沈月住的小区。
她正在楼下晾衣服，看见我从车里下来，吓了一跳。
“哥，你怎么来了？”
我说：“今天轮到我登门。”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
“我爸是不是去找你了？”
“去了。”
“他有没有说对不起？”
“说了。”
“你原谅他了？”
我想了想。
“我愿意重新认识他，但不是把过去当成没发生过。”
沈月点头。
“这样就够了。”
“你不问问他送没送礼？”
“问了也没用。”她把衣服夹到晾衣杆上，“他现在知道，礼物送不到亲情里。”
我看着她手里的夹子。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什么都不贵重，却总是认真准备。
我问：“今年你还去我家吗？”
“去啊。”
“我母亲已经不在了。”
“那就去看你。”
我心里一热。
“不过这次不用你带米和药。”
“那带什么？”
“带你自己。”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看我。
“哥，你这句话有点肉麻。”
“县长说话，也不能句句都是文件。”
她笑着把一件小孩的外套甩到晾衣杆上。
“那我明年还登门。”
“别等明年。”
我看了一眼天色。
“今年就来。”
她问：“你家里还有饭吗？”
“有。”
“几个人？”
“我一个。”
她把最后一件衣服晾好，接过孩子的小手。
“那就不算一个人了。”
我们一起往楼上走。
这一次，是我奔堂妹那。
不是因为堂哥送来的礼，也不是因为我当了县长，终于有了拒绝他的底气。
只是因为在我最穷、最难堪、最没有身份的时候，堂妹依然年年登门。
她认的不是县长，不是职位，也不是我能替谁安排工作的能力。
她认的是我这个堂哥。
而我用了很多年，才学会把这份情分郑重地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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