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军队授衔和评级工作同步展开。名单一项项核定，既看职务，也看资历，更要看一个人在革命最艰难处究竟承担过什么。郑位三没有担任现职，却被确定享受三级待遇，按当时标准，属于副总理级待遇。
这个决定并不只是对某一段经历的追认。郑位三长期负责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和地方武装，许多时候，他不在最显眼的位置，却承担着维系一方红色区域的重任。战争年代，这类工作往往不如战场冲锋容易被看见，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不能留下来。
1902年，郑位三出生于湖北黄安。这里后来改名为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郑位三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少年时期读过私塾，16岁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五四运动前后，新的思想传入湖北，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人生方向由此改变。
1922年毕业后，郑位三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经戴克敏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局势陡然恶化，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人被迫离开。1927年8月，郑位三参与重建黄安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
当时最缺的不是口号，而是能够沉下去做事的人。
郑位三没有把工作停留在城镇。他深入柴山保一带，联络群众，宣传革命，组织农民义勇军，同时摸清地方势力和交通情况。到了1929年初，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此后，他又参与推动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在土地革命、财政经济和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精力。
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撤离根据地。郑位三没有随主力转移，而是留下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负责保存当地革命力量。敌军反复“清剿”，部队缺粮少枪，很多村庄被迫成为无人区。
困难很快落到了他自己身上。1933年，他的父亲在山中随队行动时病逝，母亲则因饥饿误食野菜中毒去世。家人接连离散，郑位三仍坚持指挥游击斗争。到后来，鄂东北地区组建起多个游击师，人数达到5000余人。他还向沈泽民建议重建红二十五军，并把游击队员和武器不断补充进去。
1934年，红二十五军重建后，郑位三奉命随军行动。部队中的年轻战士尊敬这位年长的领导者，习惯称他为“位老”。长征途中，他并非只负责会议和部署，许多具体的组织、联络和部队整合工作，都需要他处理。
红二十五军北上后，郑位三奉命留在陕南，领导红七十四师开展游击战。两年时间里，部队在敌军封锁和搜捕中辗转行动，从数百人发展到2000多人。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支力量返回延安，后来整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卫第四团。贺龙曾评价说，红七十四师能够在陕南坚持近两年，郑位三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郑位三先后参与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945年，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负责人。1946年，中原突围开始，郑位三与李先念共同承担指挥和组织任务。部队能否突破封锁，地方干部能否转移，群众关系能否维持，都不是单靠战场指挥能够解决的。
有意思的是，郑位三的贡献恰恰集中在这些不容易被简单归类的工作里。他既做过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领导过多年游击战；既参与军队整编，又承担过大区域的党政统筹。这样的经历，无法只用一个军衔或一个职务衡量。
1948年以后，郑位三因病长期休养。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中央没有再安排具体职务。到了1955年，他既不是现役将领，也没有担任政府部门负责人，但评级时仍按其革命资历和历史贡献确定为三级待遇。这一安排，在当时并未引起异议。
1975年，郑位三因病逝世，享年73岁。有关方面一度准备从简办理后事，邓小平对此明确表示：“追悼会由我主持，李先念致悼词。”随后，李先念在悼词中肯定郑位三几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1994年，经党组织批准，郑位三的骨灰安葬于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为其题写墓碑。没有现职，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位置；1955年的那项待遇决定，正是对郑位三长期承担隐蔽而关键工作的正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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